“礼莫如周”：宋代典礼赋中的“复古”思想述论[1]

罗超华[2]

摘要：宋代君王重视国家典礼及礼制建设，故赋之典礼一类得以再度兴盛。不过，宋代赋家虽承袭汉唐以来的传统，主要宣扬大一统的天子之礼，但又受宋初以来“复二帝三代”思想的影响，于赋中表达出对周礼的尊崇之情。这种尊崇不仅仅在于宋人因循周礼仪节，更多的是对周礼之义，也就是作为周礼思想核心的“德”“仁”的认可。宋代赋家通过颂扬周礼及其“德”“仁”之义，表达了自身对“三代礼乐”的追复，及回到三代礼乐盛世、实现礼乐达天下的美好愿望。

关键词：周礼 宋代 典礼赋 崇周复古 礼乐

赋之典礼一类，重在展现皇家礼仪，宣扬上国声威。对此，汉唐赋家因身处盛世，多直面铺扬典礼的恢宏，烘托大一统“天朝上国”睥睨四方、君临万国的气势。宋代赋家虽同样自诩身居“中国”，秉承“正统”，但有宋一代，幽燕之地未能收复，北方边境也始终承受着异族侵略的压力，国力衰微不如汉唐是不争的事实。故无论是君王公卿还是文人庶士，其心态实际上早已发生了变化。因此，赋家在书写典礼赋时，不仅会颂扬天子之礼，而且往往还会通过追复三代之礼，尤其是周礼，来构建理想的帝国礼制，从而呈现出一种“崇周”的情感。笔者即拟对宋代赋家的这种情感进行阐释，并由此观照宋代礼制在因革损益过程中的“复古”思想。

一 崇周复古，直抒其情

自汉代起，国家举行大典，文人即有献赋之风。宋代虽不如汉代国力强盛，但仍延续了这种传统，端拱元年（988），宋太宗于东郊行籍田礼，王禹偁即认为“宜畅颂声，以播乐府”[3]，故作《籍田赋》以献之。此后，太宗行大蒐礼时，丁谓亦以“今国家大蒐，行旷古之礼，辞人文士不宜无歌咏”[4]为由，献《大蒐赋》。不过，宋人所献之赋，仅在形式上模仿汉赋，其中情感却不尽相同。

汉代赋家通过对祀典中物像、事像的摹写，以宏大的赋篇展现了大一统的帝国“崇礼”情感。这种情感，虽在一定程度上出于“承三代礼乐”的溯古思想及“大汉继周”的政治观念，但究其根本，则源自汉武帝时始定的天子礼制。汉代的天子之礼，扬弃了旧有的“族神”崇拜，转向尊奉帝国“天神”。因此，在“奉天承运”的君权神授观念下，“从汉赋的敬天意识又可看到周、汉礼学由重‘宗统’到明‘君统’的变化”[5]。故汉代大赋中有关各种礼仪的描写“继周为虚，写汉为实”[6]，其实质并不在于强调汉礼对古礼的因袭，而是为了凸显汉天子礼的宏大场面，象征国家的强大兴盛，其情感的抒发也重在汉天子及汉代礼制本身。

宋代赋家尽管仍沿用汉大赋宏大的叙事模式，以铺张藻采的笔法，勾画出雄阔壮丽的场景，来宣扬帝王功德，彰明君主隆礼重乐的思想，但在儒学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却于崇天子礼外，又兼有一种“崇周复古”的情感。这种情感多以“显在”的叙述方式直呈于赋文之中。[7]如刘筠《大酺赋》盛赞尧舜及其贤臣：“惟尧舜之作主兮，盛德日新；矧皋夔之为佐兮，嘉猷矢陈。”[8]宋祁《皇帝后苑燕射赋》追慕商周旧君：“姬周则多材之主，汤乙乃甚武之王。”[9]丁谓《大蒐赋》自述“下臣窃详三代之书，颇究二王之典”[10]，明言赋中礼制“实本之于《周官》”[11]。可见，承汉代献赋之风的宋代典礼赋，在彰显“天子礼”的王道精神下，不仅颂扬咏赞帝国盛典，还通过追复“二帝三代”，传达出对古代礼制及社会的尊崇向往。

当然，宋代赋家的这种“尊崇向往”，并非仅仅体现于献赋之中。其对“天子礼”的重视，决定于对科举选士之礼制本身的重视。[12]具体来看，则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试赋之题直接典出“三礼”。

科举试赋，以经命题，始自中唐，至宋仁宗景祐年间，则已尽出经史。[13]而经史之籍，尤其是“三礼”所载义旨本就为教化人性而设，且与宋初以来只有“礼乐刑政”才有用的治道观念相互契合，试赋之题遂多典出“三礼”，如天圣二年（1024）宋祁、宋庠省试之题《德车结旌赋》，出自《礼记·曲礼上》：“兵车不式，武车绥旌，德车结旌。”[14]意在宣扬“以德为美”。天圣五年（1027）文彦博省试之题《诸侯春入贡赋》，出自《周礼·秋官》：“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诸侯春入贡，秋献功，王亲受之，各以其国之籍礼之。”[15]重在强调“尊王贵君”。

其二，试赋之题彰显“宗周复古”之义。

宋代性理之学勃兴，在经义与性理相互参融下，宋人注重从儒家学说中发掘其实用价值，以求“尊经明理”，归复本性。而儒家教义中的“本性”，一方面源于人心善性，另一方面则承自圣人发扬的“二帝三代”时期“仁义礼智”的道德品质。因此，尊奉儒教的宋代君王，其治国理想便在于实现远古“三代”的大同之治。这种理想作用于科举试赋上，便使得赋题多颂三代礼乐，扬周朝制度，如方大琮《三代礼乐达天下赋》、田锡《南省试圣人并用三代礼乐赋》、杨杰《周兼养老礼赋》等，皆彰显出“宗周复古”之义。

其实，隋唐以来，科举制度不仅为国家提供了大量治国人才，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政治教化功能。实现这种功能的方式，除了设置考试科目、限定考试范围外，考试试题也是一种直接导向。宋代自宋太宗开始，科举试赋的题目便趋于“礼乐刑政”，至宋仁宗以后，更是“除了礼乐刑政、典章文物外，实在别无选择”[16]。不得不说，这种情形的出现，即缘于君王以“尚礼义”“重实用”的政治思想教化引导士人的现实要求。因此，宋代举子也正是为顺应君王“师古以为先”的思想，才会在以典礼赋为代表的科举试赋中，表达出对“二帝三代”礼乐的推崇，如：

吾皇帝膺运承乾，唯师古以为先。化邦家而辑睦，因礼乐以昭宣。……其以宗周之致理也，以道合乎地者称帝，仁合乎天者为皇。……今皇上嗣位而致升平也，前古之遗文必复，败亡之阙政皆修……矧今卜代继于周姬，登歌美乎象箾，方期驾玉辂于鲁道，封金泥于泰岳。[17]（田锡《南省试圣人并用三代礼乐赋》）

古之养老，礼莫如周。兼三代之常法，新一王之令猷。尚文德以唱风，典章尤盛；奉年耆而兴教，饮食忝修。昔自有虞，讫于二代，必重年德，以均仁爱。然而礼有质而有文，事或兴而或废，及周之治也，古今之通制兼明；而老者养之，帝王之余风尽在。[18]（杨杰《周兼养老礼赋》）

三代治盛，四方教宣。因性情之常理，达礼乐于敷天。异世迭兴，即中和而默感；斯民共适，通远近以皆然。……皇乎三代，斯时已极文明。……而极盛无如于三代。[19]（方大琮《三代礼乐达天下赋》）

由此可见，宋人崇三代礼乐，在于“三代治盛”，礼乐已达天下，而后世无如者，且圣人亦并用之。至于“代继于周姬”，则是因周礼“兼三代之常法”，故“礼莫如周”。此外，周礼在儒家思想中，向来具有神圣的地位。孔子即尝“举周公之旧章”，以“救鲁邦之乱政”，并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0]。因此，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宋代君臣文士，自然希望能“踵周家之故事”[21]，以“礼”化成天下。

二 周礼不秉，其何能国？

宋人尊崇三代礼乐，并于典礼赋中颂扬周礼，还与有宋一代的国家礼制及社会思潮有关。众所周知，宋承唐制，其礼仪制度多仿唐而立，比如宋初所行《开宝通礼》，即本于唐《开元礼》，此后历次编修礼书，虽因时而易，但基本仍循唐故。然宋代承袭唐代礼制，实则主要是具体的礼式仪节，至于礼的内在精神，宋人追求的仍是承载三代礼乐的周礼。

当然，这种对周礼的追求，实际从汉代“礼乐复兴”时便已开始。《史记》记载，汉初叔孙通编订礼仪即“颇采古礼”，而《汉书·礼乐志》在总论汉代礼制时，更以“大汉继周”概之。至于唐代，亦有诏令“五礼并依《周礼》行事”[22]。宋人崇尚周礼，自是承此传统。不过，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宋人多以为汉唐虽然宗周，但未得古道，故其礼乐并不可法。比如欧阳修在《新唐书·礼乐志》中便指出：“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23]故自秦汉以来，国家礼制实“不能超然远复三代之上”[24]。又如程颢认为汉唐盛世，乃由明君“幸致小康”，但“论其人则非先王之学，考其时则皆驳杂之政”，故虽“创法垂统”，却“非可继于后世”，所以相较于三代礼乐，则“或出或入，终莫有所至也”。[25]

正因如此，宋人对汉唐之治颇有微词，尤其是认为唐代迅速由盛转衰，主要原因便在于其“三纲不立”，礼制不正。如范祖禹在《唐鉴》中便明确指出唐代“上无教化，下无廉耻”，“三纲不立，无君臣父子之义”，不能如三代之君“修身齐家以正天下”，从而导致“唐之父子不正而欲以正万事，难矣”。[26]又如苏轼也批驳道：“唐有天下，如贞观、开元间，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27]可见，在宋人看来，既然汉唐君王不尊礼法，天下亦不能正，其所行礼制自然已失古道。而要探寻古道，则当上溯三代，求以古礼，于是自宋初儒学复兴时便产生了“复二帝三代”的复古思潮：“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说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说得透。”[28]这种思潮，按余英时先生的说法，至宋仁宗时得以“充分显露出来”，并臻于极致。[29]由此，对整个宋代的思想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然三代久远，实难追之，尤其是夏商礼乐，大多湮没不存，唯有周礼，仍可详见于后世经典。北宋礼学家李觏曾言：“夏、商以前，其传太简，备而明者，莫如周制。”[30]对此，欧阳修《问进士策三首》中进一步指出其原因当在于《周礼》一书：“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详见于后世者，《周礼》著之故也。”[31]其实周代礼乐不仅仅存于《周礼》之中，《仪礼》《礼记》等礼书以及《左传》《国语》《尚书》等史籍中皆有记载。而这些典籍，又均为宋人熟读的儒家经典。因此，宋人所复三代古道，实则多为承载三代礼乐的周礼。

当然，欧阳修特别强调《周礼》一书也是有原因的，在后儒看来，《周礼》为周公所作，虽然可能窜入了汉儒之言，但仍能大体代表周代礼制，故尽管欧阳修对《周礼》有诸多质疑，却依旧承认“其礼乐制度，盖有周之大法焉”[32]。宋代其他儒者，如张载也认为：“《周礼》是的当之书，然其间必有末世添入者，如盟诅之属……则盟诅决非周公之意，亦不可以此病周公之法，又不可以此病周礼。”[33]“二程”亦言：“《周礼》之书多讹阙，然周公致太平之法亦存焉，在学者审其是非而去取之尔。”[34]因此，宋人在探求周代礼制时，便尤重《周礼》。[35]如石介将《周礼》与《春秋》并举，共同作为“兴尧、舜、三代之治”的法典：“《周礼》明王制，《春秋》明王道，可谓尽矣。执二大典以兴尧、舜、三代之治，如运诸掌。”[36]张载还说：“学得《周礼》，他日有为却做得些实事。”[37]可见，在宋人看来，周礼的精神内涵已具化于《周礼》一书。

由此，宋人在追复“二帝三代”的古道上，尤其是涉及礼乐制度时，大多秉以《周礼》。如《宋史·舆服志》载，元丰元年（1078）礼官详定国家服章时，便针对因循前代之制而“非礼尤甚”的情况，建议依《周礼》进行改革：“伏请依《周礼》，凡祀四望、山川则以毳冕，祭社稷、五祀则以冕，朝夕日月、风师、雨师、司命、司中则以玄冕。若七祀、蜡祭百神、先蚕、五龙、灵星、寿星、司寒、马祭，盖皆群小祀之比，当服玄冕。”[38]又如《宋史·礼志》载，元丰元年礼官参定郊庙礼文时，同样认为当据《周礼》调整相关的仪物制度：“《周礼》大宗伯之职，凡享，莅玉鬯。今以门下侍郞取瓒进皇帝，侍中酌鬯进瓒，皆未合礼。请命礼部尚书奉瓒临鬯，礼部侍郎奉槃，以次进，皇帝酌鬯祼地讫，侍郞受瓒并槃而退。”[39]“每室所用几席，当如《周礼》，改用莞筵纷纯，加缫席画纯，加次席黼纯，左右玉几。”[40]再如，《宋史·吕公绰传》亦载太常博士吕公绰针对当时“郊庙祭器未完，制度多违礼”的现象，奏请按《周礼》“更造”重定：“今有司徒设尊罍，而酌用一尊，非礼神之意。宜按《周礼》实齐酒，取火于日，取水于月，因天地之洁气。”[41]对于这些建议，宋代君王也大多“从之”，并诏有司实施。

其实，宋代君臣不仅在礼制的改革上多遵《周礼》，还常常从《周礼》中探求周代的治国之道。如李觏便推崇《周礼》，并依据《周礼》作《周礼致太平论》，提出了“复兴三代”的具体措施，即以“土地为本”，实行周代的井田制。在李觏看来，“生民之道食为大……食不足，心不常，虽有礼义，民不可得而教也”[42]，周代的兴盛，便在于周公变商代的“公田制”为“井田制”，使民有其食[43]。当李觏完成《周礼致太平论》后，他还将其遍赠“诸公”，希望“大君子有心于天下国家者，少停左右，观其意义所归”[44]。虽然他的政治主张未被执政者采纳，但这种从《周礼》中汲取为政治民思想的方法，却被后来的王安石所继承。

王安石同样推崇《周礼》，在他看来，周代礼制“莫具乎《周官》之书”：“惟道之在政事，其贵贱有位，其后先有序，其多寡有数，其迟数有时。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45]因此，他亲自撰写《周官新义》，并将自己总结的周代治国策略运用于“熙丰变法”的实践之中。[46]虽然随着变法失败，《周官新义》遭到废弃，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周礼》治国思想的否定，从当时批驳者的反对观点来看，他们立论的依据，仍源出《周礼》。[47]

可见，虽然李觏、王安石等以《周礼》为核心的政治主张最终未能实现，但以礼治国，复周代礼制，却成为宋人追复“二帝三代”思想下的一种普遍愿望。因此，直到南渡以后宋高宗赵构仍感慨道：“周礼不秉，其何能国？”[48]

三 礼之所尊，尊其义也

宋人欲崇周礼，以复三代礼乐，然周代礼制虽已具化于“三礼”等先秦典籍，但正如王安石所言：“自周之衰以至于今，历岁千数百矣。太平之遗迹，扫荡几尽，学者所见，无复全经。”[49]故不可能完全“追而复之”。况且纵使三代礼制相因袭，“三王之道若循环”，却仍因“所尚不同”而“或以忠而为治，或变质而制宜”[50]。是以后世承袭先代礼制，往往迁于世俗，因时制宜，变古适今。宋人循周礼，亦“不泥于操持”而实有所损益。故宋代典礼赋记载的礼仪制度，并不完全与礼经相合，如郑獬《圆丘象天赋》：“固异周朝授政，筑层级之三成。”[51]可见，宋代圆丘祭祀的具体仪节便异于周代礼制。

其实，宋代圆丘祭祀不仅礼式仪节与古礼有异，甚至祭祀的对象亦有不同。《周礼·春官》：“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52]不难看出，古时乃天地分祭——圆丘祭天神，方丘祀地祇。然宋初则承汉代以来合祭的传统，同祀天地于圆丘。对此，宋神宗元丰年间，曾有人提议当依古制分别祭祀，只是“议久未绝”，至宋哲宗元祐年间，仍颇有争论，比如张耒《大礼庆成赋》载元祐七年（1092）有司曾针对合祭不符古礼的问题，请示天子：“（今）郊丘之位，天地咸在。牲币并荐，礼乐合举。而古者乃以阴阳之至，即南北之郊，别位殊时，荐献异数。有司其何从？”[53]宋哲宗与群公卿士、典礼之官商讨后认为“国家合祭天地，于兹六世矣”，可谓“受天地之福”“享神祇之安”已久，故当“因时施礼”，不宜改动。[54]

可见，宋人虽追复周礼，却能适时变通。这种“事各适时”的“通变”思想，亦在宋代典礼赋中多有体现，如刘敞《郊用夏正赋》：“损益殊世，质文异宜。”“顺天时之资始，见王道之相参。”[55]范仲淹《大礼与天地同节赋》：“必也变化从宜，广大悉备。”[56]罗椅《明堂赋》：“若乃度筵度几，曰修曰广，可随当代之制，岂必嘐然曰必古之是仿？”[57]

因此，宋人主张“崇周复古”，并不在于守先王之陈仪，实在于“法其义”。如王安石借《周礼》以变法，即重在法其义：“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58]又如，“二程”虽反对新法，但同样认为“二帝、三王不无随时因革”，故不可“循名而遂废其实”，实当承“同条而共贯”之理。[59]而此不变之理，程颐在《春秋传序》中依旧认为乃先王之义：“后王知春秋之义，则虽德非禹、汤，尚可以法三代之治。”[60]因此，程颐作传的实质亦在彰明先王大义，以“义”复三代：“自秦而下，其学不传，予悼夫圣人之志不明于后世也，故作传以明之，俾后之人通其文而求其义，得其意而法其用，则三代可复也。”[61]再如，政和三年（1113），宋徽宗在为《政和五礼新仪》作序时也说道：“有不可施于今，则用之有时，示不废古；有不可用于时，则唯法其义，示不违今。”[62]以示新定礼仪当“稽古而不泥于古，验今而不失于义”[63]。

正因如此，宋人对于不循礼义、仅重其仪的做法，多有批驳。如欧阳修、宋祁在《新唐书·礼乐志》中即认为汉代以来所行礼仪，多为“礼之末节”，而史官所记“降登揖让、拜俯伏兴”之节，皆“有司之事尔”，即使参与其中的缙绅大夫对郊庙、朝廷等礼仪亦“莫能晓习”，至于“天下之人”，更“老死未尝见也”，故汉人实“习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至于唐代，虽多修礼书，且“考其文记，可谓备矣，以之施于贞观、开元之间，亦可谓盛矣”，却也终因“具其文而意不在”，而“不能至三代之隆”。故汉唐之际实“礼乐为虚名”。[64]又如，刘弇《元符南郊大礼赋》更依次批驳了秦汉及有唐不尊礼义的祭祀之礼：“九天太一、三一八神，则方士之说试；黄蛇白帝，陈宝鸣鸡，则秦余之祀举。或龙马寓木，或待我而五，或遥拜竹宫，或侲子旁午。故汉三十年间，天地之祀五徙，而稚圭之徒，罢去四百七十余所。有唐末造，阙漏莽卤，殆不足数。”并认为此间之祀“诬天赘祖，神醊杂扰，其语弗经见，搢绅者不道”，实乃“陋者为之”，故“数千百载寂寥无诏之阔典”。[65]

此外，大观二年（1108）宋徽宗还在《依周吉礼之制御笔手诏》中批驳了“自汉以来，失先王礼意，以冠为吉礼之首”的传统以及有司制定新礼时的“承误循沿”，并指出《仪礼》乃“诸儒之论，非先王之典，后世因之，沿流弗革，本数末度，乱命失序”，其中所载“不足取法”，不可以之“追迹先王，垂训万世”，而当“追述先王制作之原”，依周礼之义“改正”，以此申明其“善法古者，不法其法，法其所以为法之意”的礼学思想。[66]

其实，礼本就“缘人情而立制，因时事而为范”[67]，故历来朝代更迭，礼式仪节，必有因革，而唯一不变者，实为礼中所存之“义”。《论语》即载：“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68]孔子所言百世继周者，亦是周礼之义。此外，保存先秦礼制最为丰富的《礼记》，也多次强调礼义的重要性：“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69]

由此，宋人尊崇周礼，实际在于尊崇周礼之义。这种“尊其义”“法其义”的思想，也是宋代典礼赋中“崇周复古”思想的核心。如王禹偁《籍田赋》言君王行籍田之礼，主要便在于传承躬耕之义：“籍田之礼，岂三年而不为；躬耕之义，将百代而可知。”[70]范仲淹《明堂赋》也强调明堂之礼当重其义，而非尽其制：“为明堂之道，不必尚其奥；行明堂之义，不必尽其制。适道者与权，忘象者得意。大乐同天地之和，岂匏竹而已矣；大礼同天地之节，岂豆笾之云尔。”[71]方大琮《三代礼乐达天下赋》同样认为即便是三代时期，也并非所有的礼义都包含于礼仪之中，并举例说“耕逊亦礼意而未闻于礼”[72]，因而更应注重礼义，而非礼仪。刘弇《元符南郊大礼赋》则赞扬宋代郊祀祭天之礼能“明乎郊社之义”，故而宋代君主相比汉唐帝王，实乃“弥文之真主矣”。[73]

四 周礼之义，本于德仁

周代礼制内涵丰富，王国维曾在《殷周制度论》中言其“皆为道德而设”，“乃道德之器械”，同时，还将殷周兴亡更替，归于周有德，殷无德：“是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故克殷之后尤兢兢以德治为务。”[74]可见，在周礼中，“德”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而“德”字，据郭沫若考证，殷商卜辞及彝铭中均无记载[75]，至西周成王以后，才在金文中开始大量出现[76]。这虽然不能说明周代以前没有“德”这一概念的存在，却足以证明，“德”在西周时期已经具化，已从普遍意义上的“德行”“德性”，产生了“德名”，即便它依旧没有被明确定义，但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被君王诸侯、公卿名士所广泛认可的精神文化理念，并被大力宣扬倡导。因此，不仅周代金文中有了“德”字，周代的传世文献中，也包含大量重“德”的思想，如《尚书·周书》中便多次提到“明德慎罚”“明德惟馨”“惟德是辅”，并强调周王、周公重德、用德：“惟我周王灵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昔周公师保万民，民怀其德。”“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77]由此，四海诸侯“罔不承德，归于宗周”[78]。

而周初，与“德”字差不多同时产生的，还有周代的礼。据传周公制礼作乐，亦在成王之世，且周公“承文武之德”，所制礼乐同样是具化夏商以来的社会制度、道德风俗所形成的具体礼制。对于“礼”与“德”的关系，郭沫若曾指出：“从《周书》和周彝看来，德字不仅包括着主观方面的修养，同时也包括着客观方面的规模——后人所谓的‘礼’。礼是后起的字，周初的彝铭中不见这个字。礼是由德的客观方面的节文所蜕化下来的，古代有德者的一切正当行为的方式汇集下来便成为后代的礼。”[79]可见，在周代，作为精神文化的“礼”包含于“德”的思想体系中，“德”也就成为“礼”的内在核心。所谓“德内而礼外”，通过外在仪式反映出来的“礼”，其表达的实质便是周人“尊德”“尚德”的思想观念。[80]因此，《左传·文公十八年》记鲁史克代季文子释“事君之礼”时即言：“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81]这也可以说明周礼的本质即在于“德”。

周人重礼尚德，将“德”作为礼的核心。虽然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周德衰微，但诸侯攻伐，仍讲求德义，如《左传·僖公四年》楚臣屈完游说齐桓公时即言：“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82]表明齐桓公以武力威逼楚王，乃不合德义之举，难以服众。又如《左传·僖公七年》管仲劝谏齐桓公勿要违背礼信时亦言：“君若绥之以德，加之以训辞，而帅诸侯以讨郑，郑将覆亡之不暇，岂敢不惧？……且夫合诸侯，以崇德也。……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83]再如《左传·宣公三年》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王孙满同样以“在德不在鼎”对之。可见，至少在形式上，春秋诸侯仍然“尊德”“敬德”。故孔子尝赞曰：“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84]后儒也同样不断强化“德”的重要性：“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85]“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86]“人而无礼，焉以为德。”[87]“（治国理政）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88]

正因如此，宋人“崇周复古”，颂扬周礼时，便极重其德：“大德纯纯兮世不敢忘，至文微微兮流而自远。”[89]（欧阳修《鲁秉周礼所以本赋》）“汤克宽仁，彰信兆民，大德懋昭，建中于人。”“德日日新，万邦惟怀，诸福荐臻。”[90]（胡铨《衡阳瑞竹赋》）“大德既昭，勒庙彞而不朽；遗风可考，歆饮食以无穷。”[91]（宋祁《法施于民则祀赋》）同时，还于典礼赋中大力称颂宋代君王承周之德，制礼作乐：“所以赋大蒐而歌盛礼也，俾千古知至德之巍巍。”[92]（丁谓《大蒐赋》）“皇上御天下之二十载也……四表之德咸被，崇朝之泽匪颇。”[93]（杨亿《天禧观礼赋》）“国家钦明若古，追述三代之礼。筑宫广庙，以备制度，昭孝思，丕赫我祖宗之光烈威神，引耀后嗣，昭临其臣庶，甚盛德。”[94]（王子韶《六圣原庙赋序》）

不过，宋人尊崇周礼，并不仅仅尊崇周礼之“德”。在宋人看来，除“德”以外，“仁”在周礼体系中也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如程颢即言：“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95]朱熹亦说：“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96]因此，考察宋人典礼赋，还可见其中往往不仅颂德，还多倡仁：“炎历四世，天子坐法宫，宪宗轨。深根宁极，远听高视。其仁如天，其道如砥。”[97]（宋庠《乾元节赋》）“寻声望景，知中国之有至仁。”[98]（范镇《大报天赋》）“广宗庙所以教人尊其上，严祖祢所以笃民兴于仁。”[99]（王子韶《六圣原庙赋》）

其实，自孔子开始，“为了维护三代先王创造的礼乐文明，孔子创建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100]。这一思想体系，也被后儒所继承，不仅引导君王为政以仁，还要求制礼作乐也以“仁”为本。由此，随着儒家“仁”学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和发扬，“作为三代文明核心的‘礼’就不再是事神致福的手段，而是人心之‘仁’的外在表达”[101]，“仁”也就发展成为“礼”的内在依据，如《礼记》中便言：“礼有五经，莫重于祭。”而祭祀之本，即在于仁：“宗庙之祭，仁之至也。”[102]“祖庙，所以本仁也。”[103]又言：“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104]而“仁者，义之本也”，亦表明“仁”已融入“礼”的思想体系之中。

由此，宋人“崇周复古”，不仅颂扬周礼之德，还继承了先圣礼乐“以仁为本”的思想，从而德仁并颂：“吾皇帝厚德比于坤元，至仁侔于穹昊。”[105]（田锡《泰山父老望登封赋》）“莫不含和而吐气，蹈德而咏仁。”[106]（刘筠《大酺赋》）“夫圣人之将有为也，必本于仁义……作德以茂之。”[107]（范镇《大报天赋》）因而，宋人崇尚周礼，追寻周礼之义的根本即在于“德”“仁”。

综上，宋代赋家在“复二帝三代”的时代思潮影响下，尊崇三代礼乐，并于典礼赋中颂扬周礼，呈现出“崇周复古”的情感内涵。这种情感，虽在一定程度上承袭汉唐以来的传统，但宋代赋家并非如汉唐赋家一般，将其潜隐于所描摹的礼式仪节之下，而是更乐于将其直接表达出来。从深层次考察，宋人对周礼的尊崇，并非仅仅在于承继礼式仪节，更多的是尊其本义，也就是周礼中的“德”“仁”。实际上，宋代赋家正是通过颂扬周礼及其“德”“仁”之义，来表达自身对“三代礼乐”的追复，及回到三代礼乐盛世，实现礼乐达天下的美好愿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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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金项目]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宋代礼制与韩国礼制及文学的交融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1806190071；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宋代文学史料学研究”，项目编号：17AZW002。

[2]罗超华，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经学与文学、唐宋文学。

[3]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第1570页。

[4]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第1576页。

[5]许结：《汉赋祀典与帝国宗教》，《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6]许结：《汉赋创作与国家形象》，《中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3期。

[7]当然，这种情感在汉赋中也是存在的。不过，汉代赋家往往将其潜隐于礼式仪节之下。

[8]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第1590页。

[9]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第1609页。

[10]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第1579页。

[11]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第1576页。

[12]李弘祺：《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第159页。

[13]许结：《北宋科制与论理赋考述》，载莫砺锋编《第二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14]（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第82页。

[15]（清）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2013，第2994页。

[16]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中华书局，2008，第276页。

[17]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第1566—1567页。

[18]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第1644页。

[19]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第1685页。

[20]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第182页。

[21]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第1499页。

[22]（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第818页。

[2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第307页。

[2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308页。

[25]（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第451页。

[26]（宋）范祖禹：《唐鉴》卷十一，明弘治刻本。

[27]（宋）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第2040页。

[28]（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第3085页。

[29]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三联书店，2004，第190页。

[30]（宋）李觏：《李觏集》，中华书局，2011，第183页。

[31]（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第673—674页。

[32]（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第897页。

[33]（宋）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第248页。

[34]（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201页。

[35]按：当然，在宋代疑经惑传风气的影响下，对于《周礼》一书，宋人也是多有怀疑的，比如欧阳修、苏轼、苏辙等皆有文论述。但究其根本，他们对《周礼》的怀疑并不是为了否定《周礼》，而是为了去伪存真，探求周代礼制的真实面貌，从而更好地理解三代之治。

[36]（宋）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84，第77页。

[37]（宋）张载：《张载集》，第282页。

[38]（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第3542页。

[39]（元）脱脱等：《宋史》，第2596—2597页。

[40]（元）脱脱等：《宋史》，第2597页。

[41]（元）脱脱等：《宋史》，第10211页。

[42]（宋）李觏：《李觏集》，第183页。

[43]（宋）李觏：《李觏集》，第209—210页。

[44]（宋）李觏：《李觏集》，第276页。

[45]曾枣庄主编《宋代序跋全编》，齐鲁书社，2015，第286页。

[46]参见《宋元学案》：“荆公生平用功此书（《周礼》）最深，所自负以为致君尧、舜者俱出于此，是固熙、丰新法之渊源也。”见（清）黄宗羲撰，（清）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第3252页。

[47]参见韩琦《上神宗论条例司画一申明青苗事》、孙觉《上神宗论条例司画一申明青苗事》，载（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1220、1225页。

[48]（元）脱脱等：《宋史》，第2424页。

[49]曾枣庄主编《宋代序跋全编》，第286页。

[50]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第1444页。

[51]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第1605页。

[52]（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第1757页。

[53]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第1657—1658页。

[54]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第1658页。

[55]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第1638、1639页。

[56]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第1593页。

[57]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第1930页。

[58]（元）脱脱等：《宋史》，第10542页。

[59]（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第452页。

[60]（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第584页。

[61]（元）脱脱等：《宋史》，第12722页。

[62]曾枣庄主编《宋代序跋全编》，第620页。

[63]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中华书局，1962，第547页。

[6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308—309页。

[65]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第1662页。

[66]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第547页。

[67]（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第1000页。

[68]程树德：《论语集释》，第127页。

[69]（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706、618页。

[70]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第1572页。

[71]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第1927页。

[72]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第1686页。

[73]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第1662页。

[74]王国维：《王国维考古学文辑》，凤凰出版社，2008，第62页。

[75]郭沫若：《青铜时代》，人民出版社，1982，第335—336页。

[76]按：据考“德”字最早见于成王时的何尊，其铭曰：“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

[77]（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2004，第337页。

[78]（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中华书局，1980，第499页。

[79]郭沫若：《青铜时代》，第335—336页。

[80]有关“德”与“礼”，亦可参《礼记》：“礼器，是故大备。大备，盛德也。”孔颖达正义曰：“礼经纬万端，人能以礼为治身之器，则于百行无所不备，而其德盛矣。礼之为用，能消人回邪之心，增人质性之美，而盛德充实于内矣。”同样表达了“德内而礼外”的观念。

[8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第633—634页。

[8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292页。

[8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318页。

[84]程树德：《论语集释》，第559页。

[85]（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第235页。

[86]（清）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第174页。

[87]汪荣宝撰《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第112页。

[88]（唐）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中华书局，2010，第3214页。

[89]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第1627页。

[90]《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十七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第637页。

[91]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第1614页。

[92]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第1580页。

[93]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第1581页。

[94]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第1651页。

[95]（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6页。

[96]（清）黄宗羲撰，（清）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第1510页。

[97]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第1599页。

[98]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第1630页。

[99]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第1655页。

[100]朱汉民：《宋儒新仁学的建构》，《求索》2017年第8期。

[101]朱汉民：《宋儒新仁学的建构》，《求索》2017年第8期。

[102]（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667页。

[103]（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615页。

[104]（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618页。

[105]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第1567页。

[106]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第1591页。

[107]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第16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