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家庭形象的负面化

与想象中尽是欢笑的西方家庭相比，近代中国的家庭显得矛盾重重。丁初我指出，大家庭同居制度要求婆媳、妯娌共居一处，意见纷争，自然不少，故而家庭成了矛盾重重的地方。[57]陈王也说，妇姑勃谿，兄弟阋墙，使得“大好之家庭，自此遂终无宁岁”。[58]隔阂与冲突不断的家庭生活给人们带来烦恼，梁启超甚至悲观地认为，在中国千万家庭里寻找“相处熙睦，形迹言语，终身无间然者，万不得一焉”。[59]

在全面批评君主专制的风气中，父权被类比为君权，因而家长制度也成为时人控诉的对象。有人认为，君主为了自己的统治，发明了家族政治，“置家长之名，使天下幼者，皆为家长所统。天下家长，皆为君主所统”。此外更辅以忠孝之说和立嗣致祭的制度，以巩固中国的专制政体——这些都是“独夫民贼”的手段。[60]也有人观察到：“今吾中国普通社会之家督，其权力实如第二之君主。”[61]太一更总结说：“父的淫威，有所凭借了；父子底关系，为像小朝廷一般。宗法的制度，就因此而定了。”[62]

在抽象的父权和家长制度走向负面的同时，父亲——作为维护“传统”和“习俗”的象征——甚至演变为“专制魔王”。李石曾就批评说，暴父仗势打骂幼子，待其成人，则灌输崇拜祖宗、敬长尊亲的观念，养成其“奴隶禽兽畏服”的性格。[63]吴虞在清季就曾以“老魔”来称呼自己的父亲，虽或出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多少也表现了时代的风气。[64]到1918年，张耀翔认为，中国之父母对于子女，“得任意驱使之，玩弄之，督责之，据之为私产，视之为家仆，乃至售之为奴婢，献之为祭品”，较“专制魔王”有过之而无不及。[65]

在严父形象趋于暴虐的过程中，慈母的形象也随之动摇。对于青年男子来说，柔溺的母教以另一种方式妨碍着他们的志向和学业。盖母亲“平日居处相偎，饮食相哺，被之温暖以柔脆其体魄，禁之运动以颓靡其精神；出门负笈则垂泣而送之，仗剑远游则媚神求佛、投签问卜以祝之，早婚以縻其远志，吸烟以困其长图”。[66]对于女子来说，她们“襁褓未离，而‘三从’‘四德’之谬训，‘无才是德’之誓言，即聒于耳而浸淫于脑海；禁识字以绝学业，强婚姻以误终身；施缠足之天刑而戕贼其体干焉，限闺门之跬步而颓丧其精神焉”。尽管女儿一生“被父母爱者独多”，而“其受父母罪者亦最酷”。[67]

与此同时，“长幼有序”的观念也被质疑。兄长原需承担照顾年幼弟妹的责任，此时则被视为又“一重之压制”，[68]亦即“家庭第二重之压制”。[69]当青年将父母兄长的管教视为专制时，身为父母兄长的人也不得不自我禁抑。民初，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就因感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而不敢督责梁漱溟，由此家庭革命在社会层面的影响可见一斑。[70]钱穆后来观察到：“昔日青年入学校，其背后尚有家庭父兄之教督，今日则全国家庭父兄皆已自承顽固，再不敢教督其子弟，转望子弟自学校携返新教训以焕发其家庭。”[71]

与纵向的代际关系相似，横向的夫妇关系也遭遇质疑。丁初我就感叹“中国夫妇之道苦”，盖丈夫“俨然具有第二君主之威权”，结果“家庭之压制亦莫甚于夫妇”。[72]与父亲相类，丈夫也被类比为君主。女性承受着国家和家庭的双重压制，如果君主是“第一独夫”，丈夫则不啻“第二独夫”。[73]在康有为看来，“以一家之中妻之于夫，比于一国之中臣之于君”，则夫为纲为统；“夫之于妻，既私属而私有之，故畜养之，玩弄之，役使之，管束之；甚且骂詈随其意，鞭笞从其手，卖鬻从其心，生杀听其命”。[74]

时人更将夫妇之道的痛苦归咎于传统礼教基础上的婚制。谭嗣同较早质疑婚姻不自主所带来的烦恼——“本非两情相愿，而强合漠不相关之人，絷之终身，以为夫妇”。[75]也有人认为父母包办婚姻不仅败坏了“子女之品性”“夫妇之爱情”，令“闺房之内，直等地狱”，更导致男子蓄妾狎妓、女子私奔的后果。[76]在陈王看来，中国的婚制、婚俗就是中国沦为“野蛮”而不能跻身于文明国的一个原因。作为“家庭间重重魔障”之一的包办婚姻，集中体现了“专制之恶风”和“媒妁之干涉”。[77]在名为“恶俗”的文章中，陈独秀也集中批评中国婚姻不能自择、不许退婚、婚仪均“不合乎情理”的现象，感叹中国妇女的家庭生活就似一生一世都在“黑暗的地狱”之中。[78]

进入民国之后，曾批评专制婚姻种种恶果的吴贯因观察到，具有新思想的青年多倾向于婚姻自由而反抗包办婚姻。[79]到五四前后全面反传统的时代，传统的礼教、风俗相继沦为批评的对象。此时诸多控诉都指向了传统婚制的“专制”属性，给世人造成的印象是，似乎包办婚姻都笼罩在不幸福的阴影里。

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尽情揭露旧家庭的弊病，长篇累牍的宣泄形成了对家庭不满的论说。傅斯年把中国的家庭视为“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也就是“万恶之原”。家庭就像一张“网”，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怪现状”。他感慨道：“咳！家累！家累！家累！这个呼声底下，无量数英雄埋没了。”[80]这不仅是傅斯年一个人的观感，态度更温和的张厚载也承认：“稍为有些新思想的人，常常感触旧家庭的痛苦。”[81]随着“新思想”与“旧家庭”的日益对立，控诉家庭苦累与烦恼的声音也进入了高潮。

在此期间，中国的家庭比欧美更专制似乎已成趋新读书人广为接受的事实。[82]到1920年代初，有位作者这样描述：“中国式家庭，大半是专制的，麻木不仁的，无生气的。”他视中国的家庭为“世界最黑暗的牢狱，用婚姻做墙基，族姓做砖石，纲常名教做泥土，粘合而成‘铜墙铁壁’、‘森严牢固’的大狱。家长是牢头，青年男女是囚犯。可怜中国几千万家庭，积成几千万的牢狱；四万万男女同胞，变成四万万的牢头囚犯”。[83]这是一个趋于极端的描述，但不论是网罗还是牢狱，家庭都已沦为桎梏的象征。原本以关爱、责任、道德为核心，作为其成员避风港的家庭，在很多趋新读书人心目中，此时却布满了不快，进而演变为黑暗、冰冷的牢笼。传统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夫义妻贤的理想关系，转变为整体负面的顽父、嚣母、劣兄、恶夫/恶妻。

家庭形象的负面化是近代对中国传统认知负面化的一个部分。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其形象因国家之内忧外患以及文化危机而急剧衰落。然而，家庭革命并不都是破坏性的，对家庭的不信任导致时人开始思考构建新的社会组织形态。结果，从观念到制度，废家逐渐成为未来一种可能或理想社会的必要成分。这些“构建的未来”（presented future）也传递了时人的关切、期待或渴望。[84]无家庭的理想虽时隐时显，但确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改变着现实中的言说与行动。它对社会的冲击不能被忽视或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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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倾向研究得比较多，例如最新的陈慧文《二十世纪前期中国的毁家废婚论（1900s～1930s年）》，博士学位论文，新竹清华大学，2015；陈慧文《二十世纪初中国毁家废婚的思想初探》，《立德学报》2007年第1期。

[2] 沈松侨：《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1895～191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4分册，2002年12月，第691～695页。

[3] 梁启超：《致南海夫子大人书》（1900年4月1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235页。

[4] 火（章士钊）：《箴奴隶》，罗家伦主编《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集，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68，第6页。

[5] 罗志田：《士变——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读书人的革命情怀》，台北《新史学》第18卷第4期，2007年12月。

[6] 丁初我：《女子家庭革命说》，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第925页。丁祖荫（1871～1930），号初我，江苏常熟人，曾就读于江阴南菁书院，清末曾编辑出版《女子世界》和《小说林》。

[7] 吴芝瑛：《记秋女侠遗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秋瑾集》，中华书局，1960，第186页。

[8] 《驳神我宪政说》，《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315页。

[9] 鞠普：《大同心理》，《新世纪》第46号，1908年5月9日，第4页。

[10] 《政党之必要及其责任》，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第74页。

[11] 家庭立宪者：《家庭革命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833～837页。

[12] 丁初我：《女子家庭革命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926页。

[13] 《论中国合群当自地方自治始》（1903年9月21日），罗家伦主编《汉声》第7、8期，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3，第889～890页。

[14] 家庭立宪者：《家庭革命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833～835页。

[15] 《论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之区别》，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530～532页。

[16] 张耀翔：《论吾国父母之专横》，《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第637页。

[17] 火：《箴奴隶》，《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集，第12页。

[18] 言淑华：《家庭教育是造就国民的基础》，《女学报》第2年第4期，1903年11月，第7～8页。

[19] 王汎森：《从传统到反传统——两个思想脉络的分析》，《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吉林出版集团，2011，第125页。

[20] 真：《祖宗革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三联书店，1963，第978～982页。

[21] 真：《三纲革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1015～1021页。

[22] 王汎森：《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以社会进化论为中心的讨论》，《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第38～43页。

[23] 《读新译甄克斯“社会通诠”有感》，王栻编《严复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6，第151页。

[24] 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第382、400、404页。

[25] 梁启超：《说群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第4页。

[26] 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第9页。

[27] 王汎森：《“群”与伦理结构的破坏》，《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儒家思想的冲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233页。

[28] 《讲学大旨与〈孝经〉要义》，章念驰编《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372页。

[29] 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9～11页。

[30] 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第8～9页。

[31] 费成康：《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第51～157页。

[32]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自序”，第2页。

[33] 赵启霖：《四川大成会新建礼殿碑记》，《赵瀞园集》，湖南出版社，1992，第43页。

[34] 《仁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第299、289、291、348～351页。

[35]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商务印书馆，2005，第740页。复生是谭嗣同的字。

[36] 余英时：《中国现代价值观念的变迁》，《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第95页。

[37] 《劝学篇》，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9716页。

[38] （何）震、刘师培：《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第89页。

[39]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30页。

[40] 民：《普及革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1036页。

[41] 梁启超：《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6页。

[42] 《说奴隶》，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中华书局，1987，第56页。

[43] 民：《伸论民族、民权、社会三主义之异同再答来书论“新世纪”发刊之趣意》，《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第176页。

[44] 《权利篇》，《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81页。

[45]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38页。标点略有更易。

[46] 贤：《滑稽生》，《申报》1908年7月18日，第20版。

[47] 龙：《平等自由》，《申报》1912年5月17日，第11版。

[48] 《今日新党之利用新名词》，《东方杂志》第1卷第11号，1904年12月31日，第76页。

[49] 皮嘉祐：《平等说·续》，《湘报》第59号，1898年5月13日，第233页。

[50] 《论古今新旧》，《桐乡劳先生（乃宣）遗书》，文海出版社，1969，第128页。

[51] 《古今民德进化退化变迁论》，《砭群丛报》第1期，1909年5月，“论说”，第1页。

[52] 孔教会全体公论：《斥北京教育会破坏孔教之罪》，《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1号，1913年3月，第5页。

[53] 汪兆镛：《复王玫伯书》，《微尚斋杂文》，文海出版社，1981，第96页。

[54] 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葛兆光主编《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55]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第278～279页。

[56] 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第12～19页。

[57] 丁初我：《女子家庭革命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927～928页。

[58] 陈王：《论婚礼之弊》，高旭等原编，高铦、谷文娟整理《〈觉民〉月刊整理重排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第26页。

[59]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第40页。

[60] 《家族政治》，《国民报》第1卷第3期，1901年7月，第190页。

[61] 家庭立宪者：《家庭革命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834～835页。

[62] 太一：《家庭革命》，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室编《中国无政府主义资料选编》，1982，第393～395页。标点略有更易。

[63] 真：《三纲革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1017页。

[64] 吴父过世前，吴虞日记中随处可见其称父亲为“老魔”的文字。《吴虞日记》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第3～114页。

[65] 张耀翔：《论吾国父母之专横》，《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第637页。

[66] 家庭立宪者：《家庭革命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835页。

[67] 丁初我：《女子家庭革命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927页。标点略有更易。

[68] 家庭立宪者：《家庭革命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836页。

[69] 丁初我：《女子家庭革命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927页。

[70] 参见罗志田《对共和体制的失望：梁济之死》，《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

[71] 钱穆：《从整个国家教育之革新来谈中等教育》，《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1册，联经出版公司，1998，第270页。此材料承薛刚博士提示，特此致谢！

[72] 丁初我：《女子家庭革命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927～928页。

[73] 亚特：《论铸造国民母》，《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932页。

[74] 《大同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71页。

[75] 《仁学》，《谭嗣同全集》，第348～349页。

[76] 履夷：《婚姻改良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77，第840～841页。

[77] 陈王：《论婚礼之弊》，《〈觉民〉月刊整理重排本》，第25～30页。

[78] 三爱（陈独秀）：《恶俗篇》，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39～52页。

[79] 吴贯因：《改良家族制度论（续）》，《大中华》第1卷第4号，1915年4月20日，第2～10页；《改良家族制度旁论》，《大中华》第1卷第6号，1915年6月20日，第4～15页。

[80] 傅斯年：《万恶之原》，《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1日，第125～128页。按，清末虚无主义者已提出家为“万恶之原”的说法。在傅斯年之后，李大钊也说：“中国现在的社会，万恶之原，都在家族制度。”李大钊：《万恶之原》，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第365页。可知这已成为一个为一些人分享的见解。

[81] 张厚载：《生活独立》，《新潮》第1卷第4号，1919年4月1日，第663页。

[82]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1日，第560页。

[83] 郑士元：《家庭改造论》，《时事新报》1920年8月14日，第4张第1版。

[84] Reinhart Koselleck，“The Temporalisation of Concepts，” Redescriptions：Political Thought，Conceptual History and Feminist Theory，Vol.1，No.1（1997），pp.16-24；Anders Schinkel，“Imagination as a Category of History：An Essay Concerning Koselleck’s Concepts of Erfahrungsraum and Erwartungshorizont，” History and Theory，Vol.44，No.1（2005），pp.42-54；Ethan Kleinberg，“Haunting History：Deconstruction and the Spirit of Revision，” History and Theory，Vol.46，No.4（2007），pp.113-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