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面向未来：废婚毁家以重构社会的尝试

面对西潮的冲击，中国士人在不断地纠结和挣扎中，一面激烈质疑传统，一面开始收拾外来学理。与此同时，有意无意之间又结合散乱零落的传统因素，试图重整文化秩序和政治秩序。其间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国家”的兴起，进入民国之后，又有所谓重造社会的冲动。[1]一些人进而反思人与人的基本关系，甚至考虑是坚持还是重构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模式。[2]

那时的一些读书人对万国纷争的现实世界并不满意，转而设想一个无国无家的理想世界，在此新的社会政治秩序中取消家庭，进而由公产、公育、公养、公恤等社会制度来履行原本由家庭承担的责任。他们的愿景虽不尽一致，但其对象均指向家庭，冲击了家庭这一社会体制的稳固性。这类以废婚毁家为表征的思考和言说，大体是近代中国“家庭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般也将其纳入这一范围进行探讨。

有学者从中国传统中寻找废婚毁家主张的渊源，以为佛法的“出家”和道家反对人为的观念都有一定的影响，甚至说废家论者“将儒家思想的‘仁’混杂了社会主义或个人主义的精神，使儒家思想得以为毁家废婚的新观念背书”。[3]这是一个极富创新性的说法。不过，佛法和道家久已存在，何以长期没推动废家主张的形成，而到近代才成为其思想资源？更重要的是，废家论者借助“仁”的观念，与儒家思想“为新观念背书”，两者之间恐怕还有不短的距离，不宜并为一谈。

一些自幼浸润在儒家经典中、本应视家庭为正面建制的士人，转而攻击家庭伦理，视家庭为桎梏，期望建设一个无婚姻、无家庭的社会。这种对儒家伦理的自我否定，是中国文化危机的重要表现，而那些改组或取消家庭的设想，则代表了危机中的读书人不断追寻人生意义和秩序的一种努力。[4]或可以说，包括废婚毁家思路的家庭革命，是近代中国思想激进的读书人在中西竞争的语境下，重置个人与家庭、国家与天下的一种尝试。

辛亥鼎革后，无家的梦想并未中断，在民初继续萦绕在革命者心中。[5]然而，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上，家庭作为社会的基石，是人种绵延、道德教化以及社会制度的一个基本单位。在中国，两千多年里以孝悌为伦理核心，看重家庭几乎带有宗教意味。[6]在西方，家庭一向是最受关注和保护的社会建制。以美国为例，家庭价值（family value）在美国政治论说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是美国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7]近代中国家庭革命的言说，显然与这样的中西传统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