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一带一路”引领国际新秩序构建

王灵桂[1]

二战结束之后，发展中国家面对自身在全球发展进程中的不平等地位，呼吁构建国际新秩序。1955年万隆会议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代表了发展中国家要求政治平等的呼声。1973年，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之后，第四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正式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作为不结盟运动的行动纲领，核心是建立公平公正的世界发展秩序，使发展中国家能够从世界发展进程中获得大体对等的收益，尽快成为经济上发达的国家。不过，发展中国家的呼吁始终没有得到发达国家的积极回应，相反，西方发达国家却针对发展中国家这种希望发展的呼吁，在20世纪80年代推出了“华盛顿共识”，以“指导”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继续维持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旧秩序。“华盛顿共识”以追求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为核心，将市场机制看作唯一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力量，由此以“开放有益于发展”为由，要求发展中国家迅速开放贸易、投资市场，大力调整政策。“华盛顿共识”的宗旨是继续引导发展中国家走西方发展道路，继续千篇一律地遵守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原则。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旧秩序面前明显处于劣势地位，而且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仅靠虚无的共识是不可能实现经济发展的。在“华盛顿共识”以失败告终之前，不少发展中国家仍然迷信“华盛顿共识”，进而在发展道路上越走越偏，最后成了债台高筑的国家。世界该怎么发展？发展中国家能否有如发达国家一样的历史机遇，成为工业文明的享有者？这些问题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争论不休的话题。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无疑为打破上述争论，实现发展中国家的长期诉求提供了可能。与以往不同的是，“一带一路”倡议以全新的理念、务实的精神推动构建国际新秩序，使国际新秩序从空想变为现实。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是引领全球发展的包含新理念的新型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首个由大国提出的全球性倡议。自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倡议所主张的包容发展、平等发展，为国际社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世界各国，无论大小，都有发展权，都应该获得公平、合理的发展机遇。“一带一路”倡议主张共商、共建、共享，共商意味着平等、包容，任何事情不能由一家说了算，那些将自己的发展视为“第一”或“优先”的想法早已过时。共建意味着共同投入，意味着行动，而不是口头说说，同时通过互联互通，可以打造一个联通的世界，挖掘增长潜力，加快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共享意味着公平分享人类发展的成果，为此，就需要变革不平等的分配机制、交易机制。几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引发世界范围的热议，西方国家担心“一带一路”倡议会动摇传统西方社会建立的国际秩序，影响西方国家维持自身体系所依赖的工具和手段，害怕人们不再信奉其推崇的“自由主义”观念，因此，针对“一带一路”倡议，一些西方国家以一些手法抹黑或捧杀。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正在以实践的方式推动构建国际新秩序。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特别是在中国经过改革开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构建国际新秩序不再是发展中国家的空想，而可以转化为具体的行动，“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推进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问世，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基础设施所需的资金，而这正是发达国家不愿意从事的事情。“要想富，先修路”，中国的发展实践表明，没有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入，就不可能带来经济上的快速发展、高质量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不缺发展的想法和思路，缺的是为促进经济发展而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或者资金。根据多个国际组织的估计，亚洲发展中国家未来每年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在一万亿美元左右，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从推进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入手，通过“五通”来消除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或瓶颈，从而实现发展中国家谋发展的愿望。

最后，“一带一路”倡议不否认传统的发展道路，以增量的方式推动国际新秩序形成。西方发展道路已经历400多年的考验，其在推进人类文明进步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就此而言，“一带一路”倡议绝不是要改变有利于发展的理念或机制，而是要在现有的存量基础上做增量式的调整。全球有待挖掘的经济增长潜力点有很多，“一带一路”倡议所要做的就是充分激发这些潜在的经济增长力量，例如，为推进各国之间硬件的互联互通，就必须消除影响经济增长的物质上的瓶颈，激发生产要素的活力；再如，为推进各国之间软件的互联互通，就要消除阻碍经济增长的制度梗阻，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从而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无论从理念上讲，还是从投入上讲，都在为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权益，“一带一路”倡议以对发展中国家借助国际力量实现发展诉求的允许，对特色发展模式的认可，对非零和游戏规则的承认，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实现各国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