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概念界定

（一）个体化

贝克所讲的个体化在于维护一种关于个体范畴及成为个体之过程的观念。从霍布斯开始确立，被密尔、斯宾塞和自由主义坚持的那种传统，被埃利亚斯打破了，他用“of”取代了“and”和“versus”。如此一来，他就把话语从对存在于自由与支配之间的争论转向了对“交互观念”的想象：社会形塑了成员的个性，个体则在他们通过交往编织成的相互依存之网中，采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们的生活行动造就社会。这种观念既与撒切尔夫人、里根、老布什所主张的占有式、自我本位主义[8]的个人主义明显不同，也与流行于当代全球市场的自由主义理念明显不同。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关于个体范畴的观念，甚至与启蒙运动中伦理的、利他的个体主义也截然不同。启蒙个体主义[9]，更多的是“作为个体”，而非成为个体。这是因为，启蒙个体主义发端于贝克所谓的“简单现代性”，而个体化理论属于“自反性现代性”现象。

贝克的个体化概念描述的是社会制度以及个体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学的转变（Beck，2002：202）。因此，它暗示个体化是社会结构转型的产物，而不是来自社会进程的个人解放（Beck & Willms，2004：101）。也就是说，社会结构迫使人们成为独立的个人并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与此同时，贝克并不认为个体化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现象是彼此截然分开的，因为这种区别假设社会结构已经超出了个体主动性的控制。相反，自反性现代化和个体化的结果，模糊了下部结构和上部结构、意识和阶级之间的区别。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体化不能再被理解为仅仅是通过客观的阶级分析所揭示出的主观现象（Beck & Willms，2004：101）。这是因为，在个人和机构自反性的时代，个体的主观性揭示了促进个人行动和反应，从而影响社会制度的变迁（Nollmann & Strasser，2002）。

基于以上的讨论，个体化呈现一种三重性特质：脱离，即从历史地规定的、在统治和支持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与义务中脱离（解放的维度）；与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规则相关的传统安全感的丧失（去魅的维度）；重新植入——在这里它的意义完全走向相反的东西——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义务（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维度）（Beck，1992：206）。换句话说，贝克所谓的三重个体化分类可简化为：①个人从旧有的社会形式与联系中解脱出来（解脱面向）；②旧有的信仰与规范失去了意义（去魅化面向）；③个人进入了新的社会联系中（控制或再整合面向）。

（二）自反性

个体化的面孔是双重的，体现为“不确定的自由”，用两个不太恰当的词来说，即一种解放与异化作用形成的混合物。一方面，个体面对“分裂的社会”拥有更多的自由，然而这些自由是不确定的，充满无限的风险；另一方面，个体化意味着既有社会形势的解体，比如阶层、社会地位、性别角色、家庭、邻里等范畴的日趋弱化。只要这些解体趋势呈现，就会面临新的问题。用卡斯特的话来说，即包含一种流动的逻辑。贝克关于意外后果、永不完备的知识、没有理性只有永不确定的合理性概念等观念，与流动的逻辑十分契合。面对社会的不确定性以及系统风险，自反现代性下的个体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核心，并非选择的自由。这要求我们认识到自我本身从根本上说是不完善的，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也不得不形成一种自反性的观念，这是个体成为个体的观念过程。简而言之，自反性正在督促个体变成第二现代性社会自身的社会结构，个体在历史上首次成为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单元。[10]换句话说，自反性特征表明，贝克的个体化理论既不是新自由主义笔下刻画的“自足个体”形象，也不是社会学家常常论述的结构规制下的行动个体二元论观点，而是在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个体化以某种良知和自反性的社会化过程以及自反性的主体间性为前提的。要成为一个完善的个体，个人不得不建构和创造自己的主体间性。这个社会不是人人为己的自私社会。恰恰相反，在日常生活中，一种新的社会伦理正在出现，这种伦理能把个体自由和与他人的关系甚至是跨国关系结合起来。

（三）公共生活

经典社会学家都试图在批判现代社会基础上提出重建社会的方案。马克思通过揭示现代生活中人的“异化”境况来重建“自由共同体”，涂尔干通过批判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失范”现象为维护社会秩序寻找道德基础，韦伯则生动地描述了后宗教时代理性化牢笼束缚人类自由的困境，在此，韦伯悲观地承认了社会现实，描绘了重建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宏伟蓝图。其实，以上社会学家都在讨论一个共同的主题：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中，我们如何重建生活世界。但他们对现代社会中关于人的命运的论述，都印证了国家作为“守夜人”的角色。他们更加侧重于从与国家相对应的社会领域或是从个人政治自由视角设想未来的生活图景。虽然韦伯尝试从民族国家的立场确立现代社会的政治共同体，但依然对科层制束缚下的现代人的生活充满了悲观色彩。

与此不同的是，本书的公共生活是指在福利国家背景下，国家最终代替了家庭成为个人获得物质、安全、教育等资源的来源。正是通过教育的导入，人们通过职业流动、居住地变动、雇佣关系变动及其初始社会位置的改变，使得劳动力市场成为人们个体化背后的动力源。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通过教育、流动来改善自己的竞争条件。因而，不断增长的竞争压力带来了快速的个体化进程。在此背景下，个人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的同时，也越来越依赖于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换句话说，个体化的另一面，即公共生活的呈现，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日常生活的运行越来越需要国家扮演重要角色，国家开始不断地介入生活世界。

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也使得公共生活的范畴越来越具有跨地域特征。因而，公共生活就形成了一种既具有国家性质也具有超国家性质的二维特征。全球化意味着个人生活的跨国多地性质（例如，多地婚姻），人们可以在世界的不同地区生活。这就是个人生活领域中全球性的重要特征，它推动了个人生活经历的全球化[11]。这就表明世界的对立矛盾不仅仅在于外部世界，而且存在于个人生活的中心、跨文化婚姻和家庭、企业、朋友圈、学校、电影院等之中。在不知情或不愿知情的情况下，它不断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是全球地方化的生活。在此，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生活形态：各大洲、文化以及宗教的对立和矛盾，包括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臭氧洞和疯牛病，养老金改革和政党的烦恼，这些都存在于无法封闭的个人生活之中。因而，全球化不是作为一个庞然大物在外部威胁着我们。实际上，它就盘踞在个人生活的私人空间里。甚至有的时候，它决定着我们个人生活的良好特性和特征。因而，个人生活不再受到地域限制，也不再是特定和定居的生活。这是一种旅途生活，一种游牧生活，一种在汽车里、火车上、飞机上、网络中，以大众传媒为基础来塑造的生活，一种跨国生活。

（四）道德政治

道德政治（张盾，2011，2013；杨君，2014b；张淞纶等，2013）这个概念最早来自卢梭的政治哲学思想。他首先批判了以霍布斯和洛克为代表的政治哲学观点，认为他们将政治简化为简单的政治人，即以自我保存为前提建立起的公民社会将允许每个人自由平等地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在他们看来，这是主导现代性的特殊原则。卢梭坚决反对，指出这样的观点使得道德与政治处于对抗之中。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是不可能建立好社会的，好的公民社会需要建立在“普遍性”的现实基础之上。在卢梭笔下，普遍性就是道德。这也是卢梭的“道德政治观”（杨君，2014b）。

具体而言，卢梭宣称现代政治的基础是不合法的，必须重建政治的合法性，恢复被霍布斯和洛克所忽略的政治中的道德因素，建立一种“道德的现代政治”，同时又不剥夺人的自由，以此解决私利与公共善之间的冲突问题。[12]卢梭试图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培养一种公共精神（张盾，2011）。这表明，卢梭还是把现代人的权利观念当成一切美德和公共精神的最终前提。对卢梭来说，要超越这个前提是很困难的。

涂尔干在批判经济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的基础上，继承了卢梭的道德个人主义思想。与卢梭不同的是，涂尔干认为个人的尊严源自他自己的个性，源于那些使个人与他人区分开来的专门特性。按照卢梭的论述，个人恐怕会被封闭在道德的利己主义之中，这种利己主义会使社会的任何凝聚力失去可能（涂尔干，2006：157）。在此，涂尔干认为，道德个人主义既不是完全自足的经济个体，也不是自我封闭的道德利己主义。从根本上讲，个人是不完善的，个人不仅具有利己感性的一面，也具有理性道德的一面。理性道德是人性中属于社会性的那一部分，是集体欢腾的情感强度孕育并滋养的。比如说，人们的行动之所以遵从道德义务，并不是理性的原因或纯功利计算的结果，而是因为这些道德义务的神圣性（涂尔干，2010：221、239）。换句话说，观念和情感构成了社会成员的遗产，但它们是“非个人性的”（impersonal），它们是经社会演化形成的，并非任何特定个人的产物或特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涂尔干在感性与理性、现象与本体、世俗与神圣层面上划分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由此，涂尔干坚持了一种社会决定的道德个人主义（渠敬东，1999）。

当然，贝克也坚持一种普遍性的“公意”理念，但是他反对这种纯粹的形式化原则。他认为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个人获得了一种“为自己而活”的文化理念。这种文化在福利国家、民主文化和古典个人主义的传承中继续发扬光大。与此同时，这种文化表明个人在“为自己而活”的同时，也在“为他人而活”。由此，这种新的文化就带有一种社会伦理意义，在贝克看来，这将会形成一种“我们感”，这种“我们感”类似于某种“合作个体主义”或“利他个体主义”。既为自己打算又为他人而活，这二者看似矛盾，实际上具有内在的关联性（贝克，2011a：246）。

基于以上论述，贝克的道德个人主义既不是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决定论，也不是卢梭笔下描绘的纯形式化的抽象人格。他试图通过生活世界中的公共生活（公共性）来化解个人与社会、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对立，建构一种人性的完善性。换句话说，贝克试图用一种新的社会伦理在生活世界中重新实现社会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