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叙事观念的转变：从可靠叙述到不可靠叙述

“不可靠叙述”是一个看似简单、实际上颇为复杂的概念。在中外叙事文本中，不可靠叙述现象十分丰富。早在18世纪，《汤姆·琼斯》等文学作品中已经出现了不可靠叙述现象，在20世纪以来的中西方文学中，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康拉德《黑暗的心》、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鲁迅的《狂人日记》、阿来的《尘埃落定》等大批不可靠叙述文本涌现，以天真叙述、傻子叙述为代表的叙事文学作品数不胜数，不可靠叙述已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尽管不可靠叙述现象的出现由来已久，而对其进行系统的理论探讨却是20世纪后期的事。1961年，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首次提出“不可靠叙述”这一概念，划分出可靠和不可靠叙述这对新的叙述类型，并对不可靠叙述者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及至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文论界越来越关注文学作品中的不可靠叙述现象。近年来，这一话题在国内叙事研究界也日渐受到重视，对于不可靠叙述的理论探讨也逐渐成为国内外叙事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叙事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一种行为。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人类通过口头叙述、文字叙述甚至图像叙述传递信息、交流情感、传承文明。在某种程度上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叙述的历史。黑格尔曾说，“一种学问如果没有成为体系，就不称之为学问”。远古的先贤圣哲们通过语法、文学、修辞、逻辑来研究叙述的方式、方法、样式，却没有对其进行系统研究，生成一门叙述的学问。直到20世纪，在语言学转向的浪潮中，叙事学[1]脱颖而出。叙事学研究的范畴包括“叙”和“事”两方面，“叙”关注的是技巧方面，“事”关注的是内容方面，“叙”的最终目的是要把事件的意义充分表现出来。

小说蕴含着丰富的叙事现象，成为叙事学家一试身手的绝好对象。尽管在叙事学的初创期，理论家表现出囊括人类一切叙事形态的雄心壮志，后经典阶段，叙事学家们不断在影视、服装、广告等领域开疆拓土，安塞加尔·纽宁也曾指出：“由于对不可靠叙述的文类范围还未做出恰当的界定和测量，所以不同文类、媒介和学科中的不可靠叙述问题便成为一个十分肥沃的研究领域。”[2] 然而，以小说文本为对象的叙事研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让其他研究对象难以望其项背。实际上，对于影视、广告、法律文本等叙事现象的研究往往是从小说叙事研究中汲取理论资源，运用已有的术语、概念、范畴进行理论阐释。不可靠叙述理论是在西方文学实践和文论语境下产生的。布斯在提出这一概念时，主要基于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发展现状，即文本叙述的可靠性问题越来越值得怀疑，尤其是大量出现儿童、白痴等各种类型的不可靠叙述者。因而，本书将主要探讨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性文学作品中的不可靠叙述。

不可靠叙述理论是在西方文学实践和文论语境下产生的。布斯在提出这一概念时，主要基于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发展现状，即文本叙述的可靠性问题越来越值得怀疑，尤其是大量出现儿童、白痴等各种类型的不可靠叙述者。本书对于不可靠叙述的研究以20世纪以来的文学文本为主要样本。

1969年，托多罗夫在《〈十日谈〉语法》中写道：“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述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3] 此后，关于叙事学的理论著作、研究文章纷纷涌现，开启了经典叙事学的辉煌。不可靠叙述这一概念产生于西方经典叙事学语境下。经典叙事学推崇对于叙事作品进行内在性和抽象性的研究，更多地采用纯描述或纯批判、纯否定的立场，尽管它能从语言本体的层面揭示作品的艺术价值形成机制，然而，经典叙事学的极端技巧化仅仅考虑到小说创作的形式层面，从而脱离了审美判断和价值判断。因而，尽管叙事理论家对故事、话语、节奏、频率、时间、视点等核心概念、范畴进行了细致的研究，然而，对不可靠叙述却很少谈及。赵毅衡指出：“因为价值观的确立之难，法国派的叙述学研究者一般都拒绝深谈叙述的可靠性问题。”[4] 此话一语中的。经典叙事学家们对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大为赞赏，对该书中叙事角度、叙述者类型、文本规范、隐含的作者等概念多有借鉴，但把布斯用力较多的“不可靠叙述”置于一边，就不难理解了。由此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局面：一方面，20世纪文学创作出现了大量不可靠叙述现象；另一方面，不可靠叙述却缺乏理论上的说明、概括和探讨。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叙事理论呈现出由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转化的趋向。对于语境、读者的关注，让后经典叙事学家们开始重视文本的价值判断，重拾“不可靠叙述”这一话题。“不可靠叙述”成为叙事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引发了“当下叙事学界最热烈的讨论”[5]。

笔者力图从繁杂的叙事观念中，考察可靠叙述如何向不可靠叙述位移，是何种原因使20世纪以来大量出现天真叙述、白痴叙述、含混叙述等不可靠叙述形式。可靠叙述的发展历程无疑是我们首先必须加以重点考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