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评随感

此文据冯中一先生手稿整理。

一

谈到诗歌评论，应先回顾它在我国的悠久传统。因为在我们这个久负盛誉的“诗国”里，诗歌评论与诗歌创作是同样源远流长、繁荣昌盛的。

我国最早的文艺评论，首先即从诗歌评论发其端。《尚书·尧典》中记载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等上古名句，作为历代诗歌评论的“开山的纲领”（朱自清语，见《诗言志辨·序》），一直被我们所记忆和广泛引用。

春秋时代的孔门诗教，尤其那“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结晶之论，相当系统地阐述了诗歌的本质和动能。这比西方最早的美学名著——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大约还早一个多世纪。

随着诗歌艺术的日趋完美和成熟，诗歌评论的专集也日益增多了。南北朝钟嵘的《诗品》、唐代皎然的《诗式》和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等，从诗人修养到诗的技巧、风格，都写得情理兼备，发人深思。宋代以后，诗话、词话大量涌现，仅宋代的诗话专著，据郭绍虞《宋诗话考》一书的辑录，就有一百三十九种之多。若再看看清代《四库全书总目》里的“诗文评”专类，其中以诗歌评论为主体的浩繁卷帙，那就更如汪洋大海、目不暇接了。这些论著，从诗的立意、神思、体式、创作之法到风格流派等，都有丰富精湛的分析，蔚成百家争鸣、众说林立的奇观。

今天，我们以具有这么悠久的诗歌评论传统而感到骄傲，当然并不是把历史上的精华与糟粕一律奉为“国粹”，而是要从总的诗歌进程上，借古以励今，注意到这样一条明显的规律：诗歌创作的繁荣，必然要随之以诗歌评论的兴盛，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构成了诗歌发展的内在动力。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的新诗评论工作，是落后于新诗创作的。五十年代，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诗歌美学原理，争论现代格律诗的得失，评赞新民歌并研究新诗发展的基础与方向等，曾一度呈现过活跃局面，可惜未能健康地持续发展下来。

1957年对散文诗《草木篇》的批判，对艾青诗作的批判，是一个不祥的信号，开了追随政治运动简单进行“捧”与“打”的坏风气，把诗歌评论变成了“看风使舵”的政治鉴定。长期以来，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造成了新诗评论的两个主要落后方面。

其一是缺乏对新诗发展情况的真实系统的总结。新诗从“五四”诞生已六十多年，积累了不少创作成果与经验教训，但迄今没有正式出版一部新诗发展史予以真实系统的总结；同时对各家诗作、各派诗风、各种诗歌运动等方面的资料整理和评论，也片片段段，为数很少。诗人艾青在其《新诗应该受到检验》（载《文学评论》1979年第5期）一文中提到，他见过一份打印的“五四”以来新诗人的名单，连冯玉祥、陶行知等都计算在内，也不过334人。就是这不算庞大的新诗队伍，我们要读到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作品，了解其创作的基本情况，也是非常困难的。像活跃于三十年代的我国象征派新诗及其代表人物李金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未见过公开发表的研究资料与论文。

其二是对新诗鉴赏与创作的艺术评析极为薄弱。由于政治上极左路线的影响，再加十年动乱中文化专制主义的严重毒害，诗歌评论多限于抽象空洞的说教，很少涉及艺术分析。有一定成就的诗人，得不到艺术上的交流与提高，诗歌初学者也难以摸到诗美的具体门径，在作为新诗主要对象的广大青年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诗盲”。粉碎“四人帮”以来，“二百”方针得到有力贯彻，情况开始好转，重视探讨新诗艺术规律的文章与书籍陆续出现了。但目前达到的评析水平，我觉得与三四十年代出版的梁宗岱的《诗与真》、李广田的《诗的艺术》、艾青的《诗论》等相比，似乎还有差距。

这对于继承“五四”新诗的传统，繁荣社会主义新诗的创作，都是极为不利的。

三

随着全国人民奔向“四化”的新长征，新诗也跨上了现代化的新里程，诗坛上的新情况、新问题，在促使着新诗评论克服落后状态，努力振作起来。

诗是燃烧着青春的火焰，属于朝气蓬勃的年青一代。而当前这一代崛起的年青诗人们，为共同的历史命运所支配，如从一场噩梦中醒来，迎着血泪中升起的黎明，进行着严峻而深沉的思索。他们要清洗新诗蒙受的虚夸的耻辱，力争在诗的新领域重新发掘人的纯正与尊严，深入鞭笞社会的一切污秽与丑恶。因此，刻意追求和创造崭新的富有潜在容量的艺术手法，使感受与意象的联系比较曲折隐秘，以充分表达哲理内涵的深邃和对于理想美的联想与探求。在这类探索前进的新诗中，可能是出于苦思和独创方面“过犹不及”的缘故吧，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朦胧晦涩的风气。

写作日期不详，推测作于20世纪80年代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