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虎门琐忆

温应昌

上月初,中山大学中文系58级同学聚会,除集体拜会当年的系主任和健在的老师之外,另一个重头戏是安排重回虎门,到50年前全系下乡劳动100天的地方观光。虎门镇领导热情而高规格的接待使我们无限感动,虎门的巨变令我们无限惊喜。回到当年劳动的基宁,几位昔日的队长居然认出了我。除了村前两棵榕树,当年旧迹已难寻觅。但一幕幕的往事,穿越时空,奔来眼底,涌上心头。兴奋之余,笔者写下拙作以飨读者。

一、虎门,我心中的天堂

1957年我在东莞中学读高二,特地离开城外的家,到县后坊和七八个男同学住在一起,好集中精神备考。同住的苏志文来自虎门基宁(编按:今沙角社区)。他父亲不时带来海产给儿子打牙祭,作为好友的我也叨到点光。有一次他父亲带来两只虾竟有七两重,更使我大开眼界。那年冬天,我应邀到苏家作客,见到了广阔无边的珠江口,领略了什么叫做“鱼米之乡”。

那里的田几十亩一块,田块之间是可通小舟的河沟。农田里有横行的螃蟹,河沟里有的是鱼虾,有会游水的飞蟹,有几斤重的盲鰽,有钻洞的参鱼(编按:颜色、形状像海参故得名,又称“乌鱼”)。每天两次的潮汐,从窦口的网里准能捞起一百几十斤的鱼虾。咸淡水交汇的大海上游弋着水鸡,空中飞着鸬鹚;海里盛产乌头鲻、黄脚鱖、黄鱼、马鲛,还有大兵团行动的蚬鱼。海边搭着几米高的缯棚,缯棚上都有一位健壮的青年,每张大缯有六分地大小,用挠竹片接成的长索连结缯棚和缯网。放松长索,让缯网摊在浅海之下。这些老把式们看水波就能知道鱼群的游动。看,鱼群的方阵过来了,他沉住气;鱼群从大缯上游过了,他沉住气;等鱼群过去一大半了,他手脚并用绞起轮盘,升起了大缯,鱼儿就在缯网上蹦跳。他固定好轮盘,赤裸着身子登上竹筏,带着竹箩网兜,撑近大缯;人踏进网里,一步,两步,蹭、蹭、蹭,竹筏就从网下慢慢驶进。网兜大显威风,一网缯有16担之多。他说,如果不放掉先头部队,大缯就无法升得起来!这里,家家的稻谷满围,檐下吊着鱼干。女人在家做饭,男人在河边转一会,下饭下酒之物就有了着落。这里的鱼多呀,怎么办?吃!吃不完怎么办?晒!晒不过来怎么办?倒!倒到水泥池里,沤成肥料来肥田。在滨沙村和岗厦村的海边还有两个300多米的大沙滩,水清沙白,除掉大煞风景的水流柴(河水潮水带来的木柴、漂浮物,水退时留在沙滩上),就是绝佳的天然浴场。这里除了丰盛的水产,还能吃到当时城里少有的芒球(林檎,俗称“番鬼荔枝”)。从小在县城里长大的我,随苏志文同学到海边放虾笼,先用小铁锄刮蠔仔,或捉石崖边略似蟑螂的“篱泽”,放在虾笼里,投入浅海,第二天一早就有可观的收获——一种象淡水“沙冧”的鱼,约两寸多长,其鲜美不在虎门特产花鱼之下。

好山好水,美景美食,人间仙境,夫复何求!

二、下乡虎门,喜出望外

1958年深秋,我刚考上中山大学中文系。入学不几天即到芳村筑铁路,做了近20天的“保尔·柯察金”。回学校刚开过总结会,即听说下乡劳动,目的地是东莞虎门。

听说下乡虎门,我的眼就放了光!江轮停靠在中大北校门的码头。上船前,看到容庚教授的老伴,也蹒跚着给老教授送行。

中文系到虎门后,全系分散至各乡。我们班居然分到了基宁!我的天哪,竟然到魂牵梦绕的基宁!喜从天降,我快乐得跳起来了。

当时全中文系学生就我一个东莞人。下乡具体地点是基宁大队所在地滨沙村,与苏志文家所在的岗厦村只是一箭之遥。到达的第一天我就溜到苏志文家里报了到。利用语言和地域优势,不几天我就和滨沙的社员混得烂熟。他们都知道,来的大学生里有个东莞仔“阿温”。

平心而论,经过开挖东莞运河的“战斗洗礼”,再加上芳村筑铁路的超强劳动,我已不是城里的文弱书生,百来斤重的担子是不在话下的,所以我不会将农业劳动视为畏途,反而觉得与农民朋友一起劳动,可以享受到不少的乐趣。

最先的工作是收花生。那年的花生收成空前的好!拔了花生苗后,仍有不少花生脱落在地里。农民兄弟先用铁耙把沙质的土地耙松,然后由我们跟着作业。坐一张小板凳用一把木做的“地豆楸”盘捡漏网的花生,一颗颗收拢起来。收完花生,割稻时节来临,就准备晒谷场。那时水泥是稀罕物儿,于是土法上马,“打牛屎地堂”。先把运来的红土弄得半湿,堆在旧地堂上荡平,每人手持“地挞”(一种状如泥瓦匠荡水泥的腻子的木槌),锤打泥土,夯实平整之后,晒至干湿合度,即抹上牛粪浆(用牛粪加水拌匀而成),晒干后扫去牛粪中的草屑,即成牛屎地堂。我们一边敲打一边高声谈笑,类乎击节高歌,真是乐在其中。

割稻是较繁重的劳动。该处田多人少,劳力常显不足。解决办法,一是早出晚归,再者请部队支援。沙角炮台离滨沙仅两三里地,军民关系特好,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则必胜。

大学生到农村除了劳动锻炼、接受教育,还是有些优势可以彰显的。班里张导铭隶书写得颇好,曾被村里塾师梁启志老先生夸为“笔底很滑”,在村里写大标语,内容当然是歌颂三面红旗。何善谦有绘画功底,被抽去在墙上绘制宣传画,给大家鼓干劲。本人一无所长,总算还认得几个字,便教大爷大妈们认字,为扫除文盲做点贡献。不过这要加些班点,用的是晚休时间,就着煤油灯做蹩脚的老师。

还有编演活报剧。一次,何福林编了个简单的小节目,是用粤曲唱的,内容大约是一个农民身体不好,仍带病坚持劳动,精神可嘉。他要我扮演那个肚子痛的农民。本人平素不爱粤剧,连一出完整的粤剧都没有看过,只会念“大王唔食辣椒酱,小鬼何须问短长”,除此之外一概不懂。何福林那厮赶鸭子上架,硬要我演。教我哼了几次,便要上场。我扛着一把犁,上得场来,心中大怯;别说粤曲唱腔,连台词也飞到爪哇国里了。当何福林用粤曲腔调问我到那里去,我张口结舌,只好用口语回答说“得了绞肠痧”。全村男女哪个不识“阿温”?如今阿温用道白回应唱腔,正是鸡同鸭讲,窘态百出,于是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我尴尬得恨不能有条地缝钻下去。我至今还记得班里团支部书记透过眼镜狠狠盯我的眼光。可能他以为我存心捣乱,把戏演砸吧!

三、可敬的乡亲

(一)三同户启田叔

我们分几个地方住在农民腾出的房子里。我所在那个组住的房子离水井不远,没有床板,就用几块农民推泥枕的“旁”板,拼在一起做成“太平铺”,几个人一起睡。吃饭有饭堂,所以谈不上哪家是三同户。

我和梁启田一家特别要好,日后我跟人说他家是我三同户。

梁启田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很健谈,我叫他启田叔。妻子和气婶,人如其名,非常和气,笑口常开。他们先生了个女儿,想要儿子,遂取名“容弟”,第二胎果然“容”出了一个弟弟,取名洪深;第三个又是女儿,又想要儿子,遂取名“群弟”,果不其然,“群”出第四胎的小儿子,取名洪德。满足了,不再生了。

梁启田民国期间在沙角驻军吃过差饷,他给我讲过去当差的趣事。旧军队里普遍有“食空额”的事。上报时每个编制兵员是足额的,其实不少是假姓名,没有其人的。这部分“死魂灵”的差饷便落进长官的腰包,是为“食空额”。一天上级来督查,沙角的军官们成竹在胸,到村里临时雇请青壮年,编在队伍里应付检查。农民们平素穿的是唐装裤,不用裤带,一个挺胸收腹,迭起来卷两卷,就成一个“裤头包”,就像束了裤带一样牢靠。当时没有“内裤”这一奢侈装备,人人都真空上阵,习以为常。当时想挣外快,就要换上军装。上衣还好对付,穿上就是了;裤子前幅中间开裂,怎么办?情急之下便前后对调来穿,前面是遮羞了,后面则无暇顾及。象扛锄头一样扛起了枪,混进队列里。口令下来,“向左转”!有的不动,有的向左,有的向右,枪和刺刀撞得乒乓作响。“向后转”!那位后面不会扣钮扣的仁兄便孔雀开屏,那个“八月十五”赫然在目。上级长官问这是什么回事,回答说这个兵正发高烧,把他赶回营房了事。

启田叔说,少年时见过孙中山。当时孙中山坐舰船到沙角炮台,上岸后乘轿子,穿的是长衫马褂。1926年,他也见过一身戎装的蒋介石。

有一次我和启田叔一家老少团坐。启田叔说,妇人受孕,恰如蜜蜂采蜜。女人是一朵花,每月花开花落。开头含苞待放,中期盛开,随后谢去。盛开之时才有蜜可采。所以如要受孕,就须选中中期几日,方可成功。今天想来,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对儿女或后辈进行性教育,比喻如此生动贴切,令人叹服。

在同学中,调干生莫偏和我最要好,他是转业军人,比我要大好几岁。可能由于部队的艰苦环境,他经常胃痛,一吃寒凉食物就口吐清水。因我的关系,他自然成了启田家的常客。每次胃部不适,和气婶就煎了鸡蛋、做姜汤给他吃,还炒花生给他去寒气。姜汤我没尝过,花生却没少吃。

启田叔大女儿容弟的爱人叫罗宗扬,在沙角部队是少尉军官,和我也很谈得来。在“八六海战”以后,一次罗宗扬对我说:“战斗英雄麦贤得就是沙角部队的,我认识他。他这个人为人木讷,不苟言笑,大棒也打不出一个屁来”。我恍然大悟:唯有这种沉实执着之人,才会在弹片伤脑、脑浆外露的情况下,严守轮机兵的职责,维护轮机的运转,坚持到战斗的胜利。

(二)梁煜华一门三杰

梁煜华是基宁大队的大队长兼支部书记,在村中威望无人可比。他事事带头,冲锋在前,说一不二,雷厉风行,贯彻上级的指示从不打折扣,对群众和大学生和蔼可亲。他跟部队的关系特别好,村里有什么事要请部队协助,他一开口没有不支持的。沙角部队的长官军阶是大校,听说以“烂打”出名,解放南京时立下赫赫战功。他和梁煜华是一对酒坛子,豪饮不醉。我无缘得见这位首长,但我印象中总把他和许世友联系起来。

梁煜华的妻子叫慈凤,是远近闻名的插秧能手,是个俊俏媳妇。她和煜华女貌郎才,羡煞旁人。慈凤和她家婆财嫂一样,对群众和对我们大学生好到不得了。我们也常到他们家去串门。

梁煜华的弟弟梁顺华,是民兵营长,人长得瘦削,身板单薄,但做起事来毫不含糊。梁煜华外出开会时,大家都听从他的指挥。

最小的弟弟叫润华,真是虎门无犬子,年纪不大,就被人看出是好苗子,被抽到公社去当领导的通讯员。

(三)给我们做饭的大娘

给我们做饭的是国民党时代的官太太。

做饭的大娘,人人叫她“捱婆”。客家人称“我”为“捱”。“捱婆”者,应为客家婆也。她是平海人,讲的是潮汕话,虎门话也非常地道。给我们做饭时约40岁,岁月的磨难掩不住她的美貌,是个十足的美人坯子。和气婶说1949年前捱婆穿金戴银“好架势啊”!

捱婆是按大队分配,给我们做饭的。她对我们大学生非常关心,饭菜做得好,服务态度无以复加。她做好饭,由一个叫启全的小青年给我们送去。

启全这小子大头虾到可爱的地步。一次,饭挑来了,但忘了带菜;一次,饭菜都挑来了,但忘了带筷子;一次,挑饭菜过河沟,脚一滑,连人带饭泡在水里了,他把钵子里的水滤去,继续送给大家吃……难怪村里的人常拿他当笑料。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个身材偏矮,但无比壮硕,脸盘滚圆,须发花白,胡子拉碴的人,牵着一头牛默默从身边走过;在门前栓好,然后踱回他那低矮的小屋里。此人就是“捱佬”。

恐怕除了他的妻儿,没有人和他讲过话。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沙角炮台的旗台长。捱婆当时就被称台长奶。村干部跟我说,他是湖南人,跟毛泽东是同学。后来进黄埔军校,与毛泽东走了相反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专政对象,专司放牛。

对一个“历史反革命”,我们当时自然视为“不可接触者”。他在国民党军中是什么角色,在抗日战斗中有没有浴血战斗过,我们都不知道,也不会去打听。总之,这是阶级敌人!

捱佬捱婆育有几个儿女,一个个脸蛋滚圆,丝毫不像他们的妈妈。我曾偶发奇想,捱婆当年该是被这个国民党军官强抢的良家妇女吧。

(四)老学究梁启志

如果大家对香港电视剧《大地恩情》有印象的话,梁老师就是张瑛扮演的孙老师的翻版。

梁先生非常善良,教过私塾,是村里颇通文墨的一个人。他身材矮小,有点佝偻,但中气十足,和我们聊起天来滔滔不绝。

他也和我们一样做着共产主义的梦。当时大家说“人民公社是天梯,共产主义是天堂”,仿佛三年五年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了。在谈话中大家都凭自己的想象描绘共产主义的景象。我记得,有人对梁先生说:“先生,到你的女儿尚仪出嫁时,就有小汽车把她接到夫家去。”梁先生此时眼望前方,露出无限向往的神色。

梁先生称赞大学生的标语、宣传画写得好、画得好。梁先生还送了一本拓本字帖给我,至今仍存。

四、军民一家亲

如前所述,沙角驻军与公社社员亲如一家。部队大概每星期放一次电影,滨沙、岗厦的社员们便去沾光。军人列队,社员分散周围,都是席地而坐,我们当然不会错过机会。对着露天的银幕,在清凉的海风吹拂之下看电影,别有一番风味。

20世纪60年代初,当我利用假期重返虎门时,和气婶说了生活状况的倒退后,又说现在的大军不如以前了,有个别战士偷我们老百姓的水果吃。我们将他捉了交回部队,部队就将他关禁闭;我们又于心不忍,真是左右为难。

我脱口而出:“是新兵吧?”启田叔说:“是。”

农村的孩子偷果子吃不算偷,所在皆然。“可能刚刚入伍,修炼未到火候吧”,我想。

再一次到基宁造访时,群弟的夫婿伍津棉,指着节兵义塚旁边一个烈士墓对我说,这是一次台风崩堤之际,七名解放军战士在河仔抢救社员而牺牲的坟墓,碑记上刻着他们的名字和英雄事迹。

人民子弟兵在我心中始终形象高大,即使是在大潮中泛起些微泡沫的时候。

五、姻缘路上的奇遇

在集中金洲搞教改的日子里,离了滨沙刚几天,心里总是痒痒的,总是想回去走一走。一天黄昏,我约莫偏说,今晚回滨沙扫盲吧,他说好。吃过饭就出发,我们沿着笔直的公路走。群众叫这条路为“姻缘路”。因为青年男女相约从滨沙步行两个钟头到太平镇去看电影,看完电影又走回滨沙,拍拖失败的概率是很低的,因此谑称这条路为“姻缘路”。七八里的路,个把钟头就到了。我们把平时教认字的几个中老年人请来,接着以前的内容上课,莫偏只在旁边抽他的烟陪着。除了教识字之外,我们还聊起天来。时间过的真快,11点钟过了,我们只好恋恋不舍地告辞。

夜色真好,新月如镰,星光闪烁。我们踏上归程。莫偏平时跟我无话不说,在路上向我吐露心中的苦闷:“小温,我都那么大年纪了,还没有老婆,你说怎么办?”我当然是爱莫能助,只好好言安慰,尽说些“大丈夫何患无妻、天涯何处无芳草,时辰未到,姻缘来时挡都挡不住”一类隔靴搔痒的话。

走着走着,不觉到了南涌口。“站住,举起手来!”我一怔,立刻想到是什么回事。我问:“你是民兵吗?”对方一边说是,一边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逼过来。我和莫偏乖乖地举起双手。守南涌桥的那位民兵问我们是什么人,深夜往哪里去。当听到我们是大学生,刚才到滨沙扫盲要回金洲去,立即让我们过桥,继续走路。我这学生哥平生第一次被人用枪指着举起双手,觉得非常有趣。莫偏这个正规军的退伍兵,举起手作投降姿势,个中滋味我就不得而知了。

六、夜访蛇鬼窦

一次开夜工晚上割禾,干了几个钟头后,我忽觉浑身不适。在请假获准以后,我拖着病体,独自一人回村。头昏眼花,道路难辨,一步步踉踉跄跄向前走。正在这时,背后有了亮光,有人抬着汽灯走过来。我收住脚步,站着等他们同行。近了,是顺华他们几个。我跟着他们,步子也大起来。走了不到二十步,他们大声呼喊,原来一条“披头风”(眼镜蛇)在路中间打着蛇饼,昂起头,吐着信子。几条壮汉两三下手势便结果了它的性命。他们说:“阿温你命大,如果你不等我们,往前多走几步,就够你受了。”又有一个说:“那就要送去找‘蛇鬼窦’了。”

“蛇鬼窦”?一打听,才知道是附近无人不知的宝物。

一天,苏志文从他就读的中山医学院回来,我们便相约去见识见识蛇鬼窦。

乘着夜色,两人步行到了路东的曾屋村,找到曾枝家。说明来意后,主人拿出了一件物件来。打开用硕大芒果核做的匣子,倒出一块硬东西来,它就是蛇鬼窦。

在群众中有口皆碑的就是它。人被毒蛇咬了,不管何种毒蛇,只要患者一息尚存,拿蛇鬼窦放在咬伤之处,立刻像磁石吸铁一样吸住不放,中毒深吸的时间就长,反之则短。待蛇鬼窦松脱开来,须将它放在米酒之内,就会有无数的小气泡释出,待小气泡吐完了,取出蛇鬼窦,拭干而藏之,以待下次再用。基宁一带凡遇毒蛇咬伤的人,无一不得到救治。患者不必付给报酬,只要准备米酒即可。

苏志文和我仔细端详这神奇的药物。它约为两节手指大小,重量和手感与兽骨无异,有骨纹。估计是用鹿角的骨质部分制成。询问主人该物的来历,主人介绍说来自高棉金边,是金边附近山上的和尚带到山下,出售济世的;自从带回虎门,对求医者来者不拒,活人无数。

我曾将访问经历及其效用写过一篇稿子寄给《羊城晚报》。可能编辑大爷觉得无稽,不予理会,也不退稿。

于今半个世纪,那积善之家和他的宝物别来无恙吧!

七、听陶铸讲《松树的风格》

陶铸同志是中共中南局书记,又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59年1月中旬他到虎门蹲点,后来发表一篇长文,叫《虎门公社调查报告》。他也曾抽空参加深翻改土,在虎门寨的农田里,和我们一起搬泥块,垒成烧猪炉的样子。我记得他穿的是墨绿色的府绸对襟的棉袄。距离他有30米远,我们只是默默劳动,没敢打扰他。

他给我们做报告的日子到了,地点在虎门寨海军礼堂。他在讲话中分析了同学的“糊涂思想”。当时有同学大胆地表露自已的思想,认为以劳动代替读书大方向有问题,其典型语言是“锄头锄不出甲骨文”“扁担挑不出李白的生平”。

我虽叫作入了大学校门,实际到此时连教室都没进过。读中学时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说,听普通话也非常吃力,再加上陶铸那浓重的湖南土音,就折上加折,如堕五里雾中。最记得的是他讲自由与纪律时,说:“现在我有小便的自由”,说毕,噔、噔、噔,快步走离会场,到礼堂边牛蒡丛里的简易厕所去解手。全场愕然,接着一阵笑声。

以后我教中学语文,不止一次讲《松树的风格》,讲到其中文句“前两天在虎门和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师生们座谈”时,我就说,我就是在现场听他演讲的,得到了学生不少艳羡的目光。其实那时我何曾听懂多少句。

八、痛别虎门,学友情深

1958年除夕,我们要离虎门回中大去。离别前,虎门公社在背靠鹅公山的酒楼里为全系师生饯行。餐桌上少不了螃蟹。我夹了一块带蟹爪的蟹肉,吃了一大口,感觉不大对味,但心想吐出来不好,强咽了下去。此外还吃了些别的菜肴。

当晚集中住海军礼堂,铺了稻草,席地而眠。大约八九点钟,肚子闹起革命来。日前演活报剧,“绞肠痧”只是说说,这一次却动了真格,上吐下泻,肚子痛得在席上打滚。陈衡同学在药箱里找出十滴水,让我和着开水吞下去。痛呀、吐呀、泻呀,进出海军礼堂也不知多少回,陈衡同学整晚扶住我,连我拉肚子时也不嫌恶臭,不离左右。折腾到凌晨四时了,看沙门氏菌估计已离开了我的身体,他才沉沉睡去。第二天早上他又扶着我到太平航运码头,走过颤巍巍的跳板,登上返回省城的“红星轮”客船。

九、后话两则

(一)错过了一段姻缘

1979年夏天,我和全家陪着我二哥到虎门去玩。在海边参观完炮台之后,我们围坐在梁煜华家里。我二哥的儿子刚从战场上回来不久。他上战场前在步校学习,上战场时当副班长,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战争结束时已是连长,中等身材、唇红齿白,有点帅气。我和煜华一家叙旧,谈锋甚健。特别是财嫂,更使我的儿女们印像深刻。她的牙齿掉光了,说话时舌头弹到嘴唇又迅速缩回去,一弹一弹的,至今我的小孩还记得这个与众不同的慈祥的老太婆。席间,慈凤在人圈之外,走走停停,一圈一圈,当时我看到了,但是不以为意。

哥哥一家回贵州后,我接到洪深寄来的一封急信,说我的侄儿和煜华的女儿是“天造的一对,地设的一双”,他们一家非常满意,叫我火速带侄儿返回虎门去为他们订亲!

我的天啊!我深知煜华一家是无可挑剔的。我们在虎门劳动时,煜华、慈凤的那个小不点儿,如今已经出落成村里的一支花。但我的哥哥远在贵州,侄儿仍在云南服役,变数太多了,所以我不敢去牵这条线。编了些理由,回信婉拒了这番好意。至今我仍没有对哥哥和侄儿提到这一件事。

如果当时玉成此事,那真是和虎门的乡亲们亲上加亲了。

(二)启田家送给我一件文物

我多次像走亲戚一样到虎门做客。一次,我见到田叔家有两个炮台火药缸,就说,能否送一个给我,他们说可以。临走,他们不提,我也不好再开口了。

不久,他们到东莞中学探望我,抬来了炮台火药缸,里面还盛着半缸子螃蟹!

炮台火药缸与东莞的普通糖缸一般大小,质地也无二致,所不同的是专为炮台制作的,在缸的外面烧出竖写的“炮台火药缸”五个字。工艺不算精美,但是它实而不华的外表之下却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在它们旁边,可能出现过林则徐、关天培、陈连升的身影;在缸体之内,盛载的火药可能轰击过英国鬼子的战舰;在它的周围,可能倒下过抗击强虏而牺牲的天朝将士;缸体或许为勇士们的呐喊和节马的嘶鸣发出过共鸣。火药缸不语,但它向我们昭示的太多太多,它见证了历史,也见证了我和虎门乡亲的深厚情谊。

写于2008年12月

(原载《虎门》报第1061期,2009年1月15日)

本文作者系东莞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东莞中学语文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