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铁文
1958年8月，我从毛主席故乡——湖南湘潭考入素有“华南最高学府”之称的中山大学。当时，全国高等学校正在进行教学改革，劳动锻炼被列为一门重要的课程。入学刚刚一个来月，我们中文系师生，包括著名学者容庚、商承祚等大师级教授，来到虎门，与当地农民一同劳动。我们班的驻地是虎门寨，其他班级也都分住在周围的几个村子里。
在虎门这三个多月里，我们正赶上了“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的时代大潮，见证了共和国一段极不平常的历史。半个世纪以来，我无论走到哪里，总忘不了在这里亲身经历的许多往事。只要一经过虎门，无论是乘车还是坐船，总要抬头深情地向她望一望。
陶铸请我们吃辣椒
我们来到虎门不久，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同志也到了虎门。有人告诉我，陶铸此行的目的是对如火如荼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实地考察，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策提供第一手资料。说来也十分凑巧，他的驻地也是虎门寨。这期间，我们与陶铸有过两次近距离的接触，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一次是在虎门寨后山海军礼堂听他作报告。记得海军礼堂很是简陋，除了主席台上有一张讲台外，下面连凳子都没有，我们都是席地而坐。很幸运，我们一年级学生被安排坐在前面几排，离讲台很近，对陶铸的音容笑貌，看得十分清楚。这次报告是他在不久前考察广东许多地方之后的总结和感想，其精华部分后来凝练成《松树的风格》这篇优美的散文，不但发表在许多报刊上，还出版了单行本，并选入中学教科书中，影响着几代人。
公社化初期，各地都办有食堂，农民吃饭不定量不要钱，一时成为美谈。当时，虎门寨的食堂办得颇有名气，曾引来不少参观者。陶铸和我们也都在这个食堂就餐。我们吃的主食米饭，是将当地新收获的稻谷碾成大米，放在大木甑里用木柴烧火蒸出来的，极其松软而清香；不要说吃，就是看一眼都叫人流口水。菜肴虽然比较简单，但却很具水乡风味——绿油油的菜心或芥兰上加盖两三条蒸熟了的肥胖胖的小鱼，上面淋上金黄色的豆酱，吃起来味道十分鲜美。我们领上一份菜，从大甑里盛上香喷喷的白米饭，自找一个地方津津有味地吃着。陶铸和他的随行人员则在食堂一角摆着的桌子上吃饭。他们的菜是小锅炒的，每餐约三四碟。
我们坐的地方离陶铸的餐桌很近。一次，正吃着，突然听到他手里拿着一个罐子站起来问大家：“谁是湖南人？我这里有辣椒！”他一连说了好几遍，人们都愣着没有吭声。坐在我身旁的肖金友同学是我的湖南同乡。他是调干生，年龄比我们大，阅历比我们多，爱为大家办事，被选为班里的生活委员。湖南人爱吃辣椒，来中大后我们却好久不知辣味了，早想打打“牙祭”。这时，我看到肖金友不时地笑着将目光投向陶铸的辣椒罐，只是没有动身罢了。于是，便趁机对他说：“生活委员，去拿点来吃嘛！”肖金友犹豫了一会，便转身向陶铸走去，边走边说：“陶书记，给我一点！”陶铸将手中的辣椒罐递给肖金友说：“拿去！分给大家吃。”肖金友将辣椒罐拿到我们吃饭的地方，倒了一点在我的菜碟里。其他几位湖南同学看到后也都迅速跑来夹辣椒。随后，周围一些本来不爱吃辣椒的广东同学也都纷纷围了过来，将辣椒拨进自己的饭菜里。不一会，满满一罐辣椒就分光了。肖金友红着脸将空罐送回陶铸的餐桌上，带着笑抱歉地说：“都吃光了！”陶铸抬起头，高兴地回答：“好，好，下餐再来！”
太平街头被拦
这年2月1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汉语拼音方案。这个方案对扫除文盲、统一语音、改进语文教学、推广普通话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方案公布以后，全国立即掀起了全民学习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的热潮。广东，尤其是虎门地区，其声势十分浩大。他们在极短时间里，用自己创造的各种方法，将学习和推广普通话活动推向高潮。50年前，我在这里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令我终生难忘。
虎门寨离当时的太平镇只有一片水田之隔，步行最多只要几分钟。一天，我和几位同学去镇里办事，刚进街口，就被五六个戴红领巾的小学生拦住了，他们对我们说：“同志，请停一停。”我们吓了一跳，以为是不该走在马路中间，违反了交通规则，于是赶紧往马路旁边走去。小学生们以为我们要“逃”，一齐跑过来“抓”我们。其他几位同学走得快一点，没“逮住”，唯独我被“抓”住。我真有点急，心里想：“这下可坏了，这些小朋友还不知怎么处罚我呢？”但是，当我看到他们那笑嘻嘻的面孔时，心里又轻松起来。
这些小家伙把我带到街边一块大木牌前面。我抬头一看，上面写着几行附有拼音的文字：“太阳升，太阳亮，人人都学普通话；若不学好普通话，他就是个大哑巴！”我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在检查过路人的普通话说得怎么样！这时，一个小女孩指着木牌上的字严肃地“命令”我：“用普通话念！”我念了一遍后，可能是他们觉得我不是个“普通话盲”，都笑了起来。这时，我也笑了，称赞了他们，还纠正了他们说话中几处不准确的发音。我要走了，一位小队长举手向我敬了一个少先队礼，说：“同志，麻烦你了！”
回到住处，我将这件事告诉了同学们和农民朋友，一些不会讲普通话的立刻紧张起来，生怕上街时被“红领巾们”拽住考问，于是赶紧学起普通话来。我们班也乘机在虎门寨开展起推广普通话活动。
我连夜将这天的经历写了一篇题为《街头被拦记》的短文，用“园丁”的笔名投寄给刚创刊不久的《东莞日报》。稿子很快就发表了。报社寄来了两张样报，同学们都争相阅读。我将文章剪下来，小心地夹在日记本里。几十年来，我走南闯北，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许多心爱的东西都丢失了，惟独刊有这篇文章的剪报仍然“健在”。它和我后来在中央和地方报刊上发表的数百篇文章一起，至今仍然静静地躺在我那厚厚的“剪辑”册里。
我珍藏这篇文章，不仅因为它是我在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更重要的是它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广东人民确切地说是虎门人民积极推广拼音方案和普通话的历史。如今，汉语拼音和普通话已经成为一座桥梁，联结神州大地，联结五大洲、四大洋。这不但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也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发展和进步。我这篇短文雄辩地证明，早在半个世纪前，虎门人民就为这一丰功伟绩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拦”我们的那几位小朋友，今天应该都是花甲老人了，我想，他们如果回忆起当年的那一幕，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的。
血洒田间
在农村人民公社化高潮中，全国农村普遍推行“深耕”和“密植”。这项活动，几乎成为我们在虎门寨劳动锻炼时的主要农活。今天回想起来，它也是我们在这里做的一件最得不偿失的错事。
本来，合理的深耕和密植有助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是件好事。但是，由于当时浮夸风盛行，科学规律被抛到九霄云外，一味强调耕得越深越好，植得越密越先进，这就给农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一惨痛的教训，历史早已做了结论，它永远不会重演。回首往事，我深深地领悟到今天提倡“科学发展观”是何等重要。
所谓“深耕”，是首先在稻田里开挖出宽和深约50公分的沟渠，将挖出来的泥土堆在沟的一旁，待晒干后再填入沟中。这些“深耕”过的土地，由于挖得太深，给后来的耕种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至于“密植”，问题更为严重。
我们挖沟时，两人一组，一人用铁锹将田泥铲成块状，一人用手将泥块搬起来堆在一旁。记得有一次我和同学陈学标分在一个组，我持锹，他搬泥。干着干着，他突然“哎哟”地叫了一声，然后双手从污泥中挣脱出来。我一看，只见鲜血从他的一只手指中流了出来。原来是我在铲泥时，不小心用铁锹铲破了他的手指。我真吓坏了，赶忙扶他到大队部去清洗和包扎。幸好伤口不深，他歇了一下便又和我们一起干活儿了。
这起不算太大的“流血”事故，我着实牢记了半个世纪，也内疚了半个世纪。后来，陈学标出任深圳电视台副台长，不久我也来深圳工作，我们见面时这件事也总成为少不了的话题。虽然每次他都淡然一笑，而我心里却总是酸酸的。
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昔日宁静的虎门寨，早已成为一个商城了。我们曾经劳动过的田野上而今耸立着座座高楼，我们曾经走过的田间小道而今成了宽阔的马路。车辆奔驰，行人如鲫，一派现代化都市的繁荣景象。虎门，确实今非昔比。抚今追昔，我激动的心头凝结成一句话：虎门啊，祝愿你明天更加灿烂！
（原载《虎门》报第1048期，2008年11月27日）
本文作者系湖南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世界电子商报》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