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现状综述

通过查阅和检索各类图书馆和电子数据库的相关文献资料，了解到目前学界对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研究现状。到目前为止，对“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研究在学界尚未引起较高的关注度，专门研究的高水平成果不多。即使在已有的研究中也较为分散，缺乏系统性。

一 国内研究现状

总体上看，国内直接以“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为主题的文献资料不多，很少直接将研究视域聚焦于高校，关于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系统研究还很不成熟。但众多的研究者围绕意识形态话语权展开相关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进一步探索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一）关于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相关概念的研究

话语权是研究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基础概念。要回答什么是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准确把握话语权和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内在规定性。

话语权是目前在语言学、哲学、政治学和文化学等研究中出现频率甚高的一个词，但关于什么是话语权，学界至今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定义和解释。综合分析各种研究成果中关于话语权的定义，其焦点主要集中在对“权”的界定上，对此，学界基本达成共识，认为话语权有“话语权利”和“话语权力”两个方面的含义。“话语权利”是话语的主体拥有表达自身想法或观念的资格，“话语权力”是主体通过表达思想或观念达到支配和影响客体的目的。关于话语权的概念，有研究者认为，话语权概念由两个基本成分构成，即“话语”与“权”。“权”一方面是“权利”，指一种运用话语的资格与好处；另一方面又是“权力”，指支配话语的能力与程度。^[6]有研究者认为，话语权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政治权力（利、益），有确定的阶级内涵。“话语权”是由话语体系体现出来的。^[7]有研究者指出，相比于世俗权力，在操控主体方面，话语权力是非强制的；在传导规律方面，话语权力能够遗传和迁徙；在运作方式方面，话语权力具有多方发散的特征。^[8]有研究者认为，话语权不是天赋的，不是自封的，也不是靠别人恩赐的，而是要靠自己争取才能得来的。拥有话语权，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要有实力；二要有队伍；三要有平台。为了做大做强话语权，一要设计好话语议题，二要把握好话语导向，三要善于贴近话语对象。^[9]还有研究者从“三个自信”与中国话语权建构的关系出发，指出话语权是国家实力与国家形象的表达。“三个自信”为中国话语权的建构奠定基础，指明方向，在“三个自信”的基础上确立话语自信，是中国话语权建构的重要条件。^[10]

关于什么是意识形态话语权，如同意识形态和话语权的概念一样，学界至今也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定义和解释。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概念，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有研究者在阐释话语权的基础上，指出话语权即为说话的权利，涉及四个维度：有人说、有人听、有人信、有人行。合二为一，意识形态话语权主要指统治者借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执政理念、政策、法规能被听众（被统治者）接受、所认可、所遵从、所信奉。^[11]学界对话语权和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界定，为研究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了重要参考。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一个特定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有研究者基于与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对比指出，所谓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就是说话权或控制舆论的权力。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就是高校控制舆论的权力和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能力，具体地说，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价值判断、理论观点，有资格和能力主导、指导高校的发展。^[12]

（二）关于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面临挑战的研究

当前，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既存在机遇，也面临挑战。这些挑战即是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面临的时代课题，主要包括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网络化的冲击、自身建设不到位等方面的问题。

第一，来自外部的压力。有研究者指出，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围堵和市场逐利逻辑的驱动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风险源于日常生活状态的非理性冲动、网络信息覆盖的操纵性、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问题、中西方意识形态的较量等多重因素。^[13]有研究者着眼于全球化态势下高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面临的挑战，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高新技术为特征的西方文化意识形态产品的全球性扩张与侵蚀所形成的“强势信息文化”态势，挑战了高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维系意识形态的纽带在剧烈冲击下显得脆弱。^[14]还有研究者认为，西方霸权话语的强势渗透、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基础理论创新的相对滞后以及传统话语方式地位的削弱，是把握高校意识形态话语需要认清的几点事实。^[15]

第二，来自内部的压力。有研究者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面临诸多现实挑战，比如在国内环境、内在发展动力等方面。从国内环境看，社会转型和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社会思潮多元化消解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与吸引力，信息网络化弱化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导向力与控制力。^[16]有研究者指出，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实现过程中面临一系列挑战和问题，主要包括社会思潮多样化，民众思想复杂化，思想理论领域的杂音、噪音以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行使方式简单化等方面。^[17]

（三）关于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价值的研究

现查阅到的文献，专门论述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价值与意义的研究成果较少，但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价值的一般研究，为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第一，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夯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有研究者基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认为其时代价值是：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现实需要，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水平的重要内容，牢牢把握舆论导向和实现舆论控制的重要体现，凝聚人心和整合社会思想的重要保障。^[18]有研究者立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时代价值，指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是巩固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内在要求，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的必然要求，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现实需要和凝聚社会共识的客观要求，能促进舆论引导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19]

第二，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有研究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重要意义在于：实现话语权转型，化解“边缘化”危机；推动合法性和世俗化的现代走向；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和马克思主义信仰；挫败西方战略攻势，增强国际话语能力。^[20]有研究者着眼于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的文化话语权，指出提升文化话语权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需要，是维护主流意识形态主导权的需要，是掌握意识形态交锋主动权的需要，是发挥意识形态对青年影响力的需要。^[21]

（四）关于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构成要素的研究

关于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构成要素的研究，目前的资料少有涉及，但从一般意义上研究意识形态话语权构成要素的内容颇多。

第一，从要素内涵来看。有研究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成要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是由话语主题（说什么）、话语主体（谁在说、向谁说）和话语载体（怎么说）三个部分构成的一整套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22]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是意识形态领域话语主题、话语主体和话语载体的集中体现，具有鲜明的理论特性、价值特性与实践特性。^[23]

第二，从要素结构来看。有研究者认为，话语权包括提问权、论断权、解释权和批判权等。通过出题目、作判断、除干扰、解困惑等环节，掌握思想领导权，实现思想引领，它是掌控意识形态的一般方式。^[24]有研究者提出，要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话语的描述力、解释力、批判力、影响力、引领力等。^[25]有研究者指出，意识形态话语权包含文化话语权和政治话语权两个维度，正是通过文化话语权的拓展与深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权和领导权才得以巩固与发展。^[26]也有研究者在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指出文化话语权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文化话语权包括文化话语的创造权、文化话语的表达权、文化话语的传播权、文化议题的设置权以及文化发展的主导权。^[27]

（五）关于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载体建设的研究

现查阅到的文献，没有专门论述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载体建设，但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载体建设的一般研究，对本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这些成果主要集中于对网络载体的探讨。有研究者基于网络传媒载体，指出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境遇的催生下，不同国家出于谋求自身发展的内生性需求，不可避免地将网络作为意识形态较量的新战场。意识形态在网络新战场较量的方式通常表现为网络攻防战，在这场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中，网络话语权的争夺成为网络战的焦点之一。因而，对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掌控成为打赢这场争夺战的重要突破口。^[28]有研究者认为，在网络环境下，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与传统社会有不同特点，即环体由现实世界转向现实与虚拟世界的结合，主体由国家垄断信息转向网络信息多元，客体的认同方式由外界灌输为主转向自我选择为主，载体也由唯一性转向多样性。^[29]有研究者指出，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已成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主战场，其去中心化、资本化和自由化的特点，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带来了诸多挑战。为此，需要立足现实，增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感召力，因势利导地整合强大的网络媒体平台，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法制规范力度与预警监控等。^[30]有研究者基于互联网意识形态话语权，指出其呈现的新特点：从“阵地争夺”到“话题抢夺”，从“自在”状态到“自为”状态，从“完整叙事”到“碎片传播”。^[31]有研究者着眼于自媒体舆论场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控制，指出以个人传播为主的自媒体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公共权力资源，自媒体通过网络实现信息大众共享，形成强大的舆论场，支配着网民对现实的感受和认知，通过话语力量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与选择。^[32]

（六）关于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路径的研究

关于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路径，目前的资料少有涉及，但从一般意义上研究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路径的内容颇多，主要涉及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理念与举措，围绕提高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推进话语体系创新、掌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等维度对如何科学有效建构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路径和对策进行了研究。

第一，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理念。有研究者从讲话者、讲话内容、听众这三个维度出发，指出实现意识形态话语权要把握四个方面内容：唯实、为民、未来、畏言。具体而言，实事求是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信任底线，为民服务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价值诉求，面向未来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战略导向，敬畏语言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自觉自省。^[33]有研究者认为，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创新需要解决几对矛盾关系：协调好理论规范性和话语通俗性的关系，平衡好课程话语导向性和尊重对象话语特点的关系，解决好视野和方法的问题。^[34]有研究者基于中国实践与中国话语权的关系，指出中国话语权建设必须随着中国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探索中国实践的新形式，是中国话语权建设的不竭动力。^[35]

第二，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举措。有研究者针对当前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应在意识、能力、机制、平台四个方面下工夫，全面提升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工作能力和水平，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36]也有研究者认为，在重大的历史关头鲜明地提出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深入破解现实矛盾和彰显政治远见的主导性议题，是实现话语权的关键。^[37]有研究者提出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四个维度：引领整合与亮出底线：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关系；感性政治与感性表达：把握现代文化传媒化的传播规律；日常生活与利益逻辑：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解决思想问题；“听得到”与“听得进”：构建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话语体系。^[38]有研究者指出，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价值诉求。要在强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推进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39]还有研究者提出，掌握网络空间的话语权，是高校的重要课题。高校要积极乐观地推进新媒体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要理直气壮地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势位引领；要高度负责地配齐建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队伍；扎扎实实地建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40]有研究者提出完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体系掌握话语权的路径：探索话语规律，制定话语规则，优化话语渠道，创新话语形式。^[41]有研究者认为，推动党的思想理论“落地生根”，关键在于构建话语体系、创新宣传话语。这就需要选择符合群众需要的话语，选择具有积极导向的话语，选择雅俗共赏的话语。^[42]

二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界针对“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这一命题的研究较少，更多的是集中在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探讨。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从话语的本质、文化系统、科学技术、国际关系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话语权。这些命题及论述，在话语系统建设方面为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提供了理论借鉴。

（一）从话语的本质角度研究意识形态话语权

结构主义的创始人、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索绪尔把言语活动分成“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两部分，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符号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两部分组成。所指的就是概念。能指是声音的心理印迹或音响形象。他认为，“从心理方面看，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常一致承认，没有符号的帮助，我们就没法清楚地、坚实地区分两个观念”^[43]。言语是言语活动中受个人意志支配的部分，它带有个人发音、用词、造句的特点。“思想本身好像一团星云，其中没有必然划定的界限。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44]不管个人的特点有何不同，同一社团中的每个人都可以互通，这是语言的统一作用的缘故。“语言对思想所起的独特作用不是为表达观念而创造一种物质的声音手段，而是作为思想和声音的媒介，使它们的结合必然导致各单位间彼此划清界限。思想按本质来说是混沌的，它在分解时不得不明确起来。”^[45]索绪尔认为，语言有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因此语言研究又可以分为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内部语言学研究语言本身的结构系统，外部语言学研究语言与民族、文化、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关系。“语言还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这一点只有经过一种抽象工作才能做到，其结果就成了纯粹心理学或纯粹音位学。”^[46]可以看出，索绪尔的“语言”“言语”概念与我们所说的“话语”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语言系统是一系列声音差别和一系列观念差别的结合，但是把一定数目的音响符号和同样多的思想片段相配合就会产生一个价值系统，在每个符号里构成声音要素和心理要素间的有效联系的正是这个系统。”^[47]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明确指出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换言之，他十分强调语言的符号性，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立场使他实际上将符号的核心（即符号意义）置于语言学之外。

后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福柯主要从历史发展的维度关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权力怎样通过话语权表现出来。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一文中明确提出了“话语即权力”的观点。福柯反对把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视为否定性判断，因为禁止、拒绝、否定等“不仅远远不是权力的根本形式，甚至它们造成了权力的局限性，使权力受挫并走向极端”^[48]。对于权力，话语并不是一味地服从和听命，它会从相对的方向出发，对权力进行反抗，在加强权力的同时又抵制、阻扰、削弱权力。因此，福柯认为“不同机制的权力带着它们各自的特质，在相互的交缠和纽结中进行运作”^[49]。显然，福柯的观点比较接近今天我们对“话语权”功能和本质的认识。这为厘清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界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内涵、阐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具体呈现提供了重要借鉴。但福柯的话语理论包含许多含糊不清之处和理解上的困难，未能真正阐明话语与权力关系的内涵与实质。因此，福柯的“话语权力”知识虽然对加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具有借鉴意义，但这种借鉴意义是有限的，主要是方法论上的借鉴，研究者不能简单照搬。

（二）从文化系统角度研究意识形态话语权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从文学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角度阐释了“美学意识形态”理论，他认为，文学艺术不能简单等同于意识形态，但是文学艺术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对于伊格尔顿来说，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表面上能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案，而实际上不过是掩盖社会矛盾或转移社会矛盾。伊格尔顿反对把意识形态仅仅看作是统治阶级的欺骗性话语或者由社会自身滋生出来的虚假性的信仰，“人们总是把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粗略地定义为一套观念，这套观念通过扭曲社会现实使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获取权力”^[50]。在他看来，意识形态并非总是与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非统治阶级也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绝非统治阶级的财产，并非所有的意识形态陈述都是虚妄不实的，正如并非所有的虚假陈述都是意识形态的。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意识形态与其说是认识论的问题，不如说是处于特定社会权力关系中的某些话语（不论真假）的实际效果问题。”^[51]按照伊格尔顿的分析，只有当一种理论、命题或者话语被用于权力斗争或利益斗争的时候，这个理论、命题或话语才是意识形态。因此，伊格尔顿认为，一个真正能够取得霸权的统治阶级要能够把其他阶级吸收进自己的队伍中来，能够收编其他阶级。要能够收编无产阶级，就必须使资产阶级在文化素养上得到极大提高，使他们成为高雅的、有教养的阶级。只有一个有教养的和高雅的阶级才能取得“道德和思想领导权”^[52]。在伊格尔顿看来，资产阶级文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转向文学中的有机主义的意识形态，或者说，资产阶级文学中的有机主义是为了满足收编无产阶级的需要而产生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杰姆逊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贯彻了某种思想体系的文化现象，不仅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是意识形态，而且人类社会中的其他许多文化现象都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广泛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一种语言系统可能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以特定的说话方式影响人们对于社会现实的理解，使人们无法真实地表达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和感受。“传播手段，起码就其今天的存在形式来说，只是为你说话，而你不可能向他们说话或提出不同意见，而且不仅仅语言，甚至通信网络的结构从根本性质来说就是压制的。”^[53]传播的网络控制了说话权，控制了话语的模式，即你要说话，就必须按照它的要求来说。此时，我们失去了对于语言的支配权，我们是语言的奴隶。因此，异化了的语言在这里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与索绪尔的看法不同，在杰姆逊看来，符号同时涉及记号、意义和对象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时代是完整符号产生的时代。这个时期，语言系统不再追求对于世界的某种形式的描述，而是使自己成为一个自组织的独立系统。“物化的力量开始消解现实主义的模式本身，开始把指称与符号中的另外两部分分离，开始把曾经为现实主义提供客体的指称的经验弃置一旁，从而导入一种新的历史经验，即符号本身和文化仿佛有一种流动的半自主性。”^[54]文学文本通过意义世界的建构来表达某种思想，以这种语言形式表达出来的文化就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化。

（三）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话语权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提出了作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技术理性”命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管理技术系统在这里成为真正的意识形态。它使工人丧失了对于自己的奴隶地位的自觉意识，失去了批判社会的精神。正因为如此，马尔库塞指出：“在特定的意义上，发达的工业文化较之它的前身是更为意识形态性的，因为今天的意识形态就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之中。”^[55]技术理性不断膨胀，逐渐取代经济政治控制而成为发达工业社会中新的统治形式，“科学——技术理性和操纵一起被熔接成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56]，这是一种比传统统治形式更具欺骗性和控制力的形式。随着科学技术的全面渗透和广泛运用，技术合理性也就成了人们的生活信条和政治统治的合法逻辑。“如今，统治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来自我巩固和扩大；而作为技术就为扩展统治权力提供了足够的合法性。”^[57]在技术理性的统治下，技术已被事先赋予了一种合理性外观，因为它是以提供生产高效、物质富裕、生活幸福的方式实现其控制的，人被舒舒服服地奴役而不自知，况且普通人没有质疑的能力和资格，只有专家才拥有对科学技术进行阐释的权利。由此，马尔库塞得出了技术优先就是政治优先、技术合理性就是政治合理化的结论，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理性控制是一种比传统“政治暴力”控制更具欺骗性和威力的统治。“政治意图已经渗透进处于不断进步中的技术，技术的逻各斯被转变成依然存在的奴役状态的逻各斯。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58]总之，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理性成为统治理性，技术逻各斯成为奴役逻各斯，技术理性成为社会控制的新形式，技术理性保护着统治的合法性。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继承以马尔库塞等为代表的第一代批判理论家思想观点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的理论，提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和科学具有双重功能：它们不仅是第一位的生产力，而且也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他指出，“补偿纲领代替了自由交换的意识形态……这种补偿纲领把资产阶级的功绩意识形态（按劳付酬的意识形态）的要素同最低的福利保障联系起来，即同保障劳动岗位和保障稳定的收入联系起来”^[59]。一种取代以公平交换为核心的旧意识形态的新意识形态，即科技意识形态应运而生了。“随着科技进步的制度化，生产力的潜力就具有一种能够使劳动和相互作用的二元论在人的意识中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的形态。”^[60]即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不利于交往行为的合理发展。哈贝马斯认为，以实证主义形式出现的技术和科学，当其被表达为“技术决定论”时，它就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一方面，技术统治的意识同以往的一切意识形态相比较，‘意识形态性较少’，因为它没有那种看不见的迷惑人的力量，而且那种迷惑人的力量使人得到的利益只能是假的。另一方面，当今那种占主导地位的、并把科学变成偶像、因而变得更加脆弱的隐形意识形态，比之旧式的意识形态更加难以抗拒，范围更为广泛。”^[61]哈贝马斯通过对“技术统治论”的阐释，把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批判转移到对科学技术的批判上来，分析了科学技术及科技意识形态的消极社会功能。总之，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拥有强大科技实力的国家必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话语权的国家。

（四）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话语权

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亨廷顿试图阐明权力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国际议题中的关键争论问题包含文明之间的差异。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62]代之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将是文化话语权，各国围绕着它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亨廷顿认为，“在正在形成的全球政治中，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取代冷战期间的两个超级大国，成为吸引和排斥其他国家的几个基本的极……这些文明集团中的国家往往围绕着一个核心国家或几个核心国家分散在同心圆中，反映了与那种文明的认同程度以及融入那种文明集团的程度”^[63]。某一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将会获得更多的权力，并由其来主导文明集团的发展。“国家都倾向于追随文化相似的国家，抵制与它们没有文化共性的国家。就核心国家而言，尤其是如此。它们的力量吸引了文化上相似的国家，并排斥文化上与它们不同的国家。”^[64]在这个世界上，文明的核心国家是文明内部秩序的源泉，而核心国家之间的谈判则是文明之间秩序的源泉。

亨廷顿还从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语言的角度论述了普世文明，“如果一种普遍的文明正在出现，那就应当有出现一种普遍语言和普遍宗教的趋势”^[65]。以英语为例，它并没有成为普遍语言的趋势。“从这一意义上说，英语是世界上进行知识交流的方式，正如公历是世界的计时方式，阿拉伯数字是世界的计数方式，以及对于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来说，公制（米制）是世界的度量方式一样。然而，用这种方式使用英语是在进行文化间的知识交流；它的前提是存在着相互分离的文化。”^[66]即是说，通用语言是处理语言与文化差异的方式，而不是消灭它们的方式。它是交流的工具，而不是认同或社会群体的根源。历史上，语言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世界权力的分配。“使用得最广泛的语言——英语、汉语普通话、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和俄语，都是或曾是帝国的语言，这些帝国曾积极促进其他民族使用它们的语言。权力分配的变化产生了语言使用的变化。”^[67]在亨廷顿看来，不是语言使用决定权力分配，而是权力分配决定语言使用。并且他举例讲道：“随着西方实力相对于其他文明逐渐衰落，其他社会中使用英语和其他西方语言，以及用它们来进行各社会间交流的情况，也将缓慢减少。假如在遥远未来的某一天，中国取代了西方成为世界占优势的文明，英语作为世界的共同语言就将让位于汉语普通话。”^[68]在不同文化的较量和融合中，发展程度较高的文化必然会影响发展程度较低的文化，而语言使用的转变只是对这一进程的客观反映。

综上，这些成果在一定意义上探讨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内涵、特性、价值、功能等，对深化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其中一些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有失偏颇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不能完全照搬，必须基于“扬弃”的态度加以借鉴吸收。

三 研究现状述评

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研究必然要经历一个从初步开始、全面展开到逐步深化的过程。总体而言，当前对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且部分研究较为深入，但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浅、散、乱等不足，需要后来者作进一步研究。

（一）研究取得的成果

学界对意识形态话语权这一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这为系统而全面地研究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第一，拓展了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论域。话语权问题最初主要是语言学、传播学的研究范畴，后来成为诸多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伴随意识形态及其建设问题研究的深入发展，一些学者将话语权引入意识形态领域，形成“意识形态话语权”这一全新的概念。其作为一项研究论题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极大地拓展了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论域。

第二，形成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基本理论。学界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诸多方面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涉及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内涵、特征、功能、根源、实现等方面，形成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基本理论，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思路。

第三，提出了有关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新观点。虽然学界较少关注高校这一特定领域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但仍提出了“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这一命题，并提出了一些有关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新观点。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缺少对高校这一特定领域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研究。即使已有的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也处于比较零散的状态，经研究分析，还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研究视域不够开阔。目前学界多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角度对意识形态话语权本体进行研究，更多的是关注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什么的问题，而较少立足于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对意识形态话语权进行深入研究，即较少着眼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掌握、提升、巩固，较少关注意识形态话语权怎样建设的问题。同时，即使是在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研究中，学界也主要从外部保障和外在条件出发探讨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而较少从内部要素与结构出发，从话语主体、内容、形式、载体、情境等维度剖析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

第二，研究内容略显单薄。学界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研究内容较为单薄。例如：对意识形态话语权本体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主要功能等多方面的理论问题，没有形成一个准确而又统一的认识；而且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具有明显的描述性特征，规范性不够，缺乏理论深度和厚度。另外，对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内容要素没有给予充分的分析和论证，这方面的研究稍显单薄，亟待加强。这些问题的研究，对推进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后续研究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第三，研究问题缺乏对策。学界对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特别是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存在的问题关注不够，对其中所存在问题的把握不够准确，并未揭示出问题存在的原因，这导致所提出的相应对策或建议往往具有主观臆断成分，具有明显的理论化、理想化特征，缺乏针对性、应用性和可操作性，不利于充分发挥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三）进一步深化研究的思考

根据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与新问题，为了进一步推进和深化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研究，可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第一，深化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基本理论研究。“意识形态话语权”内涵进行准确界定，是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在界定其内涵时，要注意区分意识形态话语权与意识形态领导权、意识形态管理权等概念的差别。同时，要在新形势下认识和把握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时代课题与战略意义。只有基于现实境遇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才能够增强其针对性、可信度和说服力。故而这成为今后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

第二，加强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原则研究。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要取得实效，必须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有规律地进行。这就需要全面厘清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根本遵循，特别是总结其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入探索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需要遵循的原则及坚守的理念。

第三，注重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本体、载体、主体建设研究。研究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不能笼而统之，而要剖析其内容要素，厘清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本体建设、载体建设与主体建设，揭示其建设的规律，使当前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更具针对性。

第四，重视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路径研究。研究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不能总是在“外围打仗”，而要深入“内部”。目前学界对这一研究大多是从面临的时代挑战出发，从外部保障和外在条件方面探讨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设对策。今后可从内部要素与整体结构出发，从话语主体、话语主题、话语载体、话语情境等维度剖析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