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群索居的家务劳动

社交媒体油管（Youtube）一位博主发布了一位日本全职妈妈的一天。这位全职妈妈叫Moe，与丈夫和孩子一家三口居住在东京，今年27岁，有一个九个月的女宝。视频从她起床开始，一直到晚上全家人休息。早上5点半，全职妈妈Moe就起来了，第一件事情是化妆，妆后开始准备丈夫的午餐便当，准备妥当后，宝宝醒了，Moe要给宝宝换尿布、穿衣服、洗脸、喂早餐，之后，Moe开始做家务，拖地、晾晒衣服、整理杂物，一切收拾停当之后，大概9点左右，Moe才开始吃上她的早餐。

宝宝上午再睡一会，Moe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午餐过后，Moe带着女儿外出，过一下与闺蜜在一起的社交生活。回家后，Moe安置宝宝，在自家的小院子里整理一会儿，然后开始准备晚饭，吃饭，给孩子洗澡，讲睡前读物，做好其他的家务，一直到晚上10点多，Moe才安静地坐下来休息一会儿，翻看网友的留言，回答一些网友的提问。

很多网友看了Moe的一天后，直呼“真累”，说“劝退了想做全职妈妈的心”。

Moe作为日本全职妈妈，与我上文描述苏苏的家务手记一样，反映了包括中国在内许多中产阶级家庭全职妈妈现状。

首先，劳动投入时间长。Moe的睡眠时间大概6小时，其他时间都是围着家务和孩子转，全天候工作已经是常态，她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家庭劳动之中。

其次，家务劳动精致化。Moe的家并不大，但是所有的物品都是经过精心打理，井井有条，每个角落都付出过劳动。与其他中产阶级家庭一样，主妇们绝不是在应付家务劳动，而是精心操持着家务，按照美学标准去打造家居生活，体现出生活中的严谨与精致。与上一代全职妈妈不同，80后、90后全职妈妈已经将居家生活作为一项很严肃的事业，需要不断地精益求精，她们钻研烹饪，学习收纳，家务劳动也开始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使全职妈妈的投入时间越来越多。

再次，家务劳动个体化。全职妈妈将越来越多的时间投入到家务劳动中，家务拴住了她们，不管是被动还是自觉，她们都处于一种半隔离状态。在全球新冠疫情刚刚爆发时候，人们响应政府号召居家隔离，全职妈妈们争相发言说：“隔离就是全职妈妈的日常啊，让大家体会一下全职妈妈的烦恼。”

这与美国二战之后的全职妈妈处境也非常相似，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催生了都市中产阶级，成年的已婚女性承载着实践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使命，美国夫人代表着理想美国梦的成真。1960年，肯尼迪当选美国第35任总统，他与夫人杰奎琳·肯尼迪都很年轻，一扫政界老派做法，成为当时美国中产阶级心目中的偶像，杰奎琳·肯尼迪拥有极好的消费品位，在她的设计打造下，美国白宫焕然一新。1962年情人节当天，CBS电视台直播了“与杰奎琳一起游白宫”节目，受到了美国上下热烈的追捧。美国主妇们纷纷效仿杰奎琳，将从容貌到居家的品位提升融入自己的生活。与此同时，很多家用电器和日用品商家瞄准了全职妈妈极力打造精致生活的目标，以商业模式向全职妈妈们推广“现代”“摩登”“整洁”的家居模式，将现代化厨卫用品推销到美国郊外的一幢幢别墅中。全职妈妈怀揣梦想，不停地购买着这些标志着现代生活方式的家用电器。

这些电器原本的设计目的是减轻主妇们的家务劳动，但是，由于电器普及，商家推波助澜地将目光再次锁定“生活美学”，让妈妈们不仅要过得舒适，而且要过得精致。全职妈妈成为服装市场、化妆品市场的主力，她们除了要忙于家务以外，还要让自己更加迷人，以保持对丈夫的吸引力。她们还要学会社交，熟练于主持派对，甚至到70年代，心理学市场也盯准了全职妈妈，运用快销式心理学方式让全职妈妈拥有更加“积极”“快乐”“开朗”的主妇心态。结果，全职妈妈们不仅没有因为居家现代化而变得轻松，反而更加忙碌，她们的时间被越来越多的内容占满，忙碌程度不亚于在职场打拼的丈夫。

这些美国主妇一定要订阅一本《生活》或《更好的生活》杂志，阅读每一期给主妇们的指导，“如何为家人准备晚餐”，“如何让自己保持神采奕奕”，“如何让丈夫始终对你保持热情”，梦想成为“理想主妇”。

通过撰写本书，我得以窥见这座二线城市全职妈妈们的生活，她们中的一部分人正在向着这个方向迈进。妈妈们以职业化标准要求着作为家庭主妇的自己，她们在家庭生活中投入越来越多的时间，将精力花费在品质消费方面，她们还不断学习如何打造精致生活。这些年轻的妈妈们除了要维持家里的日常卫生以外，还要追求家居美感，不仅要给孩子们提供营养配餐，还要掌握烘焙等拉高level（档次）的技能，各种App上的收纳指导、美食指导、装修指导、花园打造指导成功斩获了她们的关注，她们的家务劳动逐渐积累起颇具规模的知识体系，努力成为更加尽职尽责的家庭主妇。

经常游走于土著居民中间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曾经用“异文化”的眼光去解读美国郊区的家庭主妇（housewives），她批评道：“这些白人女性将自己困守在一夫一妻制度中，她们与自己的孩子待在郊区那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几乎终日都在房子里面忙忙碌碌，她们偶尔打扮自己，出来交际，但是交际范围仅限于同一条街上的妈妈们，她们的经历、视野都局限在家庭，她们简直就是穴居的人类。”

而与之相比，很多土著部落，女人们不可能将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屋檐下面，她们大部分时间要与其他妇女外出，她们的日常活动范围要比现代妇女大得多，而操劳的时间则会少得多得多。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石器时代经济学》（Stone Age Economics）用“低度生产”描述狩猎采集部落人们的工作，即使对食物贡献较多的女性，她们也没有从事高强度劳动。萨林斯从大量的人类学著作中整理出很多资料呈现了一幅土著人悠闲的工作状态画面。

蒂科皮亚人（Tikopian）的劳动小组由男人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组成。

“帕·努昆夫和女人们分担各自的职责，他负责除去植被、挖掘，其他人负责部分挖掘和重新栽种，以及全部的清洗和分拣工作……工作的气氛很轻松，不时有人离开去歇会儿，嚼嚼槟榔。接近尾声的时候，一直都不积极参与劳动的法特埃，爬上附近的一棵树，采了一些槟榔树（pita）的叶子……大约近午时分，点心端上来了，盛在绿椰子壳里。为了弄这些椰子，又是法特埃负责上树……适时消遣而产生的轻松气氛是整个劳作的一部分。”

土著女人们将工作、生活、休闲融在一起，她们的很多劳动既是家务劳动，也是生产劳动，她们几乎都与同伴在一起，既是劳动也是社交。她们用劳动成果喂养自己的孩子和家人，也通过劳动与部落结为紧密的一体，她们的劳动与部落生活完整地交织，成为交换、休闲、仪式交响曲中的共同篇章。与她们不同，现代都市全职妈妈们的休闲时间被无限地挤压，她们的化妆、栽种也成为劳动的一个部分，她们的劳动无限地膨胀、伸展，侵占了本来就不多的生活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