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我们说到兰儿帮助家庭筹集库银，好不容易才将祖父景瑞给赎了出来。而她的父亲惠征，也许是否极泰来，也终于混出点名堂来。当惠征人到中年时，被调往安徽池州府任职，做候补道员。
虽然情况有所好转，但正如惠征终日惶恐不安预感的那样，稍有不慎都可能翻船落水，葬身鱼腹。
惠征除了拥有行政方面的权力，还兼任芜湖海关道的道台，管海关税收这一肥得流油的业务，芜湖海关道每年的关税收入动辄几百万两，他只要稍微收得多点，上交少点，给手下一点好处，就可以捞一大笔钱，这是不言而喻的，别人眼馋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惠征倒并不是那种利欲熏心，贪得无厌的官吏，虽然有捞取利益，但并不狠毒。他的贪欲有限，但他父亲景瑞被投入牢房，迫切需要赎银，这让他露出了马脚，最终被人抓住了把柄。
有一位姓王的御史与惠征素有私怨，再加上心生嫉妒，便借着御史参奏的便利，猛烈地弹劾惠征，指控他在芜湖海关道贪赃枉法、敲诈勒索、私设公堂、威逼百姓，大失为官体统，有违圣恩，应该按律撤查，严加惩治。
这位御史的奏本基本上没有受到阻拦即到了道光帝的手上。道光帝审阅后，立即下旨撤销惠征职务，调往省察，并指派其他官员处理此事，要求惠征听候处分。
这可不比平常升迁调转，实际上算是摘掉了顶戴，成了戴罪之身。
惠征收到旨意后，脑子里嗡的一声，两眼发黑，栽倒在地，不省人事了。对他来说，这次摔倒几乎等同于死亡。因为他的精神彻底垮了。
等到惠征从昏迷中醒来，情形已完全不同了。这个曾经显赫的家庭顷刻间毁掉了，一家大小迫于命令搬出了豪华阔绰的海关道衙门，寄宿在附近的小客店里，仅留的那点家底，能当的当，该卖的卖，还了一些必须还的欠债，将一班下人一个个地打发走了。只剩下富察氏和三个孩子，以及两个贴身丫头，跪在床前守候。
惠征醒来时，看到家中的变故，目光呆滞，口中不禁流涎，气得说不出话来，病情更如严重。大夫说，这是因为他长期精神不畅、郁火攻心所致，要他少生闷气，但由于灾难降临得太突然了，谁也没有经历过，屋里凝重沉闷的气氛始终没有得到改变。
惠征似乎意识到自己命不久长了，只可怜孤儿寡母的在他死后靠那点为数不多的银两如何生活。他时常在病榻前抚摸着兰儿、婉贞姐妹和小儿桂祥，轻声轻气地嘱咐几句，又为自己说的尽是废话而恼恨，渐渐地，病魔制止了他这种只能表达心愿的嘱咐。
惠征死的时候十分痛苦，他被一口浓痰憋住，只有出气，不见入气，眼窝深陷，满脸憋成了黑紫色。富察氏、兰儿、婉贞和小弟桂祥见他如此痛苦，纷纷扑倒在病床前，放声大哭，边哭边磕头，乞求上苍保佑，不要这样折磨他们的亲人。
哭声震天动地，也震撼了惠征，他像是意识到了什么，蠕动着，想对家人再说几句话，但只见嘴唇微微抖动，周身抽搐，却不见说出话来，他的微弱的意志力终于没有能战胜死神，在痛苦、愤怒和忧愁中，离世了。
全家人的哀痛是不言而喻。惠征死了，大树倒了，只剩了孤儿寡母，这样一种事实使富察氏几乎丧失存活下去的勇气。她哭昏过去好几次，对她来说，不仅是丧夫的哀痛，更多是悲愁。
她心里清楚，这可不是小事。家中所剩的银两已经所剩无几，且刚还完债务，正是最困难的时刻。自打惠征升为道台以来，家里还从来没有这么穷过。
如今，丈夫去世，丧事又需筹备，带着三个孩子过日子，作为一名妇人，曾经享受过的荣华富贵，瞬间烟消云散。她曾习惯了豪华富贵、呼奴唤仆的生活，如今一切都成了泡影，生活只能从最底层重新开始，这对她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折磨。她对这个势利的尘世是早有体会的。在惠征患病期间，她出于无奈和寻求帮助的企图，拜了几家客，都被人家一一回绝了。
兰儿虽说同样哀痛、发愁，她抑制住哀伤和泪水，对富察氏说：“额娘，阿爸撒手去了，人死如灯灭，不能再疼爱娘、我、妹妹和弟弟了，我们远离京城数千里，云山阻隔，举目无亲，只有多加保重自己才是啊。我们一定要忍痛活下去，阿爸虽死了，可他没有绝后，他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我们要活得好，要让那帮暗算阿爸的人好好看看。阿娘，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了，赶快回北京，把阿爸的身子运回去。”
富察氏被过度的裒伤搞得身体虚脱了，对兰儿的话表示同意，可已没有精力实施了。就说：“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阿爸没有长子，桂祥还小，今后就只能依靠你了。”
根据满族的习惯，未出嫁的长女会接管家务，称“大姑奶奶”。那时，兰儿只有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