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的主要变化

（一）城乡结构的变化

尽管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在提到城乡结构时都会提及城乡二元结构，事实上，城乡结构绝非相互对立、非此即彼的二元结构那么简单。从广泛的意涵来看，城乡二元结构体现的是一个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身份性不平等的社会地位体系，反映在教育、收入、权利、声望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中国的城乡结构更是一个独特的社会地位体系或者是结构（王春光，2007）。而从统计数据来看，城乡结构变迁突出的表现在GDP构成、三次产业人口就业和城乡居民收入等方面，这些方面的指标能够清晰地展现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差异性。

从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看，第一产业所占比重逐年下降，如图1.8所示，从1995年的19.7%下降到2009年的9.9%，首次跌入10%以下，到2014年持续下降到9.2%，在不到20年间下降超过了10个百分点。考虑到第一产业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第二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城镇地区，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意味着在中国经济构成中，城乡差异的不断变化，城镇地区的分量越来越重，而农村产业发展所占比例则是越来越低。如果考虑了西方发达国家中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还要低很多，预计未来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第一产业的比重还将持续下降，最终能够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图1.8 1995～2014年产业构成比例变化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

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变化背后必然是人口就业的变化，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出现持续下降的态势，其从业人口会出现同步下降。从数据来看，如图1.9所示，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从1995年的3.55亿人减少到2014年的2.28亿人，下降了三分之一强，平均每年减少600万人。尽管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下降很快，但考虑到第一产业就业仍然有庞大的人口基数，短期内还是解决中国人口就业的一个重要渠道，而且这么庞大的就业群体在知识技能、年龄等方面多处于劣势，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地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这就给中国的城乡结构和城乡关系造成了一个难题，即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城镇地区成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集聚地，不断地从乡村吸引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人口，而把那些不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本身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口沉淀在乡村地区，农村人口的收入和人力资本收益会不断下降，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图1.9 1995～2014年分产业就业人口构成比例变化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

城乡之间的不平等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收入差距问题，即便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为快速的阶段，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从数据来看，如图1.10所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95年的4283元增加到2012年的24564.7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95年的1577.7元增加到2012年的7916.6元，两者在不到20年间分别增长了4.74倍和4.02倍，增幅都很可观，但两者之间的差距又扩大了。从收入倍率来看，城乡倍率从2.71一度下降到2.47，又快速增加到3.33，近几年开始有小幅回落。

图1.10 1995～2012年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变化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

纵观城乡收入倍率在最近20年的变化，不难看到，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候也是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时候，经济增长趋缓的时期，反而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城乡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地位体系对资源获取能力的差异，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城镇人口利用自身的优势更容易把握住出现的机会，而乡村人口可能根本感觉不到机会的来临。而社会转型期，城乡不平等的状况依然延续，未来还将存在较长一段时间，必然会直接决定社会结构的变化。

（二）收入结构的变化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人们的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从统计数据来看，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的人均总收入都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但中国收入结构最主要的问题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不高。有研究发现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之后，总体呈下降趋势，2007年达到最低点为39.7%，最近几年随着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局面有所改善，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仍然偏低（付文林、赵永辉，2014）。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状况直接影响到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劳动报酬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社会阶层在现有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显然处于不利地位，而以其他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社会阶层则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

从城镇居民的收入结构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见表1.2），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整体呈下降趋势，2000年为71.17%，到2012年下降到64.30%。同期，城镇居民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比例从3.91%增加到9.45%，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比例从2.04%增加到2.62%。考虑到大部分城镇居民都只有工资性收入，没有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有大笔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只是城镇社会中的少数阶层，故而可以推测，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利于城镇普通劳动者和劳工阶层的情况下，城镇社会中具有较高经营能力和较多财富资本的社会阶层受益更多，比如企业主阶层。

表1.2 城镇居民收入及收入结构

表1.2 城镇居民收入及收入结构-续表

农村居民家庭的收入结构变化则与城镇居民不同，从统计数据看（见表1.3），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家庭经营性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快速下降，在1995年到2012年间，从71.36%下降到44.63%，工资性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从22.42%上升到43.55%，转移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从3.63%上升到8.67%。可以看到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变化特点。一是在第一产业生产效率没有飞跃式提高的情况下，农村居民仅仅依靠经营性收入难以实现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增长，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的农民阶层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如果不能实现从农民阶层向其他社会阶层的流动，其经济社会地位将会出现持续下降的态势。二是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报酬占比偏低的情况下，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村居民增长最快的收入来源，这说明农民阶层增收渠道相对有限，只能通过劳动换取相应的收入增长，其他的增收渠道往往是农村居民难以企及的。三是转移性收入增加明显说明中国政府在努力改变不利于农村的收入分配格局，利用再分配机制来弥合农村居民收入偏低的状况，但转移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不高，意味着再分配机制对农村居民经济社会地位的决定性作用不强。

表1.3 农村居民收入及收入结构

综合来看，2000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逐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体制和城乡居民的收入结构都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在城镇社会中，劳动所得的工资性收入在城镇居民总收入中的比例下降，而在农村居民总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的比例快速上升，城镇居民的经营性收入上升，而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下降，这些特点的背后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改变。城镇社会中，具有经营能力和财富资本的社会阶层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受益者，而依靠劳动所得的工资性收入的社会阶层显然没有获得同等的收益。农村居民依靠农业经营性收入已经无法跟上经济快速增长的步伐，只能通过外出务工获得工资性收入来弥补其收入不足，从而成为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受益最小的社会阶层。

（三）消费结构的变化

随着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稳步提升，消费水平基本上处于同步增长的态势（见图1.11），从1995年到2014年，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从2330元增加到17806元，近20年间增长6.6倍。其中，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从4769元增加到25499元，增长4.3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从1344元增长到8744元，增长5.5倍。可见，无论是城乡居民消费还是农村居民消费都出现迅猛增长的势头，国内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比以往更为明显，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外需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居民消费的增长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球经济低迷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从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来看，绝对值仍然在逐渐扩大，而从两者消费水平的倍率看，在逐渐缩小，从3.5倍缩小到2.9倍，应当说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背景下，消费差距倍率反而缩小，可以看作在快速的城镇化推进之后，农村消费水平在逐渐向城镇看齐。

图1.11 1995～2014年中国居民消费水平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

虽然中国居民消费水平稳步提升，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有所缩小，但最近二十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却大幅度下降，从数据来看（见图1.12），1981年最高时消费率为67.1%，到2010年最低时为48.2%，下降了近19个百分点。直到最近几年强调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时，才反弹到49.8%，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不足。消费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源自中国利益分配格局的不合理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导致部分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信心不足（赵坚毅、徐丽艳、戴李元，2011）。同时，投资率的不断上升也说明中国投资拉动模式在过去的经济增长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这直接影响社会结构，形成了体制内外的诸多差异。

图1.12 1978～2012年中国消费率和投资率变化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

从最近十年的消费结构来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从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来看（见表1.4），食品、居住、文教娱乐、医疗保障消费占比略有下降，而衣着、交通、通信消费占比略有上升。整体上的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没有出现特别大的变化，说明中国消费结构处于持续改善的过程中，但没有出现突破性的“消费者革命”，消费者革命的背后是出现一个具有稳定收入和消费能力的社会阶层，在西方国家中产阶层是这一消费阶层的典型代表，而中国在消费端没有出现明显的变革说明中国的城镇社会尚未出现一个具有稳定收入和消费能力的社会阶层。

表1.4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

表1.4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续表

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在最近十年有比较明显的变化（见表1.5），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用品、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消费占比都有所下降，唯一下降的是文教娱乐的消费占比。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一方面说明农村居民在快速城镇化和人口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其生活水平不断改善，且向城镇化的生活方式靠拢，在消费结构上日趋一致。另一方面文教娱乐消费占比的大幅度下降既是中国政府免费义务教育的结果，也是农村居民减少教育投资的结果。尤其是农村居民对教育投资的减少已经直接影响到了当前的社会结构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孩子在完成义务教育之后放弃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转而进入能够尽快得到收入回报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职高技校学技术。这导致了农村家庭子女向上流动的途径出现了变化，尽管在高等教育扩张之后，高校录取率不断上升，但农村家庭的孩子在重点大学的比例却逐渐下降，直接导致农村家庭子女进入精英社会阶层的可能性下降。

表1.5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化

表1.5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续表

恩格尔系数是衡量消费结构的重要指标，从最近二三十年恩格尔系数的变动情况来看，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经基本稳定，短期内不出现重大社会变化的情况下，恩格尔系数大幅度变动的可能性不大。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还处于持续下降的通道中，在2012年下降到0.4以下。在当前稳定的社会环境下，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大幅度变动的可能性都不是很大（见图1.13）。

图1.13 1995～2012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变化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

综合来看，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经济增长从外需拉动向内生增长转换的过程中，需要能够支撑国内居民消费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但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尽管消费水平不断上升，城乡消费差距在缩小，但消费率却在不断下降，居民的消费能力有限、消费意愿和消费信心不足，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和恩格尔系数趋于稳定，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在持续改善过程中，却也基本接近类似于城镇居民的稳定状态。消费结构的趋稳暗示着中国社会阶层并没有出现一个能够拉动消费的新社会阶层，因此培养有能力、有信心消费的社会阶层，推动消费者革命的出现是未来社会结构突破的要点之一。

（四）行业结构的变化

中国人口就业的行业结构在最近十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随着以劳动力成本为代表的生产资源价格的上升，依赖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难以为继，经济发展模式迫切要求转型升级，引发行业结构相应调整。二是高等教育的扩张。中国最近几年每年毕业的大学生超过700万人，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结构，其就业多集中在能够提供白领岗位的行业，相应地减少了低端产业和行业的劳动力供给，从供给端对行业结构造成了改变。三是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大量涌入城镇，但农村年轻劳动力不再沿着父辈的足迹，较少选择进入制造、建筑等劳动条件差的行业，而是更多地选择进入劳动条件较好的服务行业。四是新技术的应用拉动了互联网等创新型的新产业，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五是国有企业依然存在，且在部分行业中呈现垄断的格局。上述影响因素的存在使得行业结构在最近十年发生了新的变化。

从各个行业的就业人口数量来看，城镇地区的各个行业就业人口普遍出现了增长态势，除了大农业就业人口减少以外，其他行业就业人口增长幅度都是比较大的。其中受到房地产市场火爆的影响，在第二产业中建筑业就业人口增长幅度最高，从2005年到2014年增长3.18倍，第三产业中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就业人口增长幅度最高，从2005年到2014年增长3.30倍。虽然各个行业就业人口都出现了增长态势，但由于增长幅度不同，各行业就业人口占比有所变化（见图1.14）。

从2005年到2014年，制造业就业人口占比从25.74%下降到22.65%，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建筑行业就业人口占比从6.63%上升到10.57%，批发和零售业就业人口占比从17.45%上升到23.01%，增幅明显。这三个行业也是当前行业格局中就业人口最多的行业。这些变化也折射出中国当前人口在行业间的分布格局是在城镇就业人口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后工业社会特点更为明显。第一产业中行业就业人口持续减少；第二产业中各个行业在总量上基本持平，但制造业下降态势明显；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和比例都持续增长，服务业成为发展最快的行业（见图1.15、图1.16）。

图1.14 2005～2014年城镇单位、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变化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

图1.15 2005年城镇单位、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结构分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

图1.16 2014年城镇单位、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结构分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

从不同行业的收入水平来看，需要掌握较高知识水平的行业就业收入比较高，处于垄断行业的人口就业水平也比较高。比如2005年和2014年排名前四的行业都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这四个行业中都需要就业人口有较高的专业知识素养，除了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基本上与垄断企业关联较小外，其他三个行业或多或少都与公有制经济有较大联系，存在着行业和部门垄断的现象。而收入低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是制造业、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餐饮业等不需要较高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要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且在这些行业中有着充分的市场竞争关系，很少出现垄断的情况。这意味着中国社会中存在行业之间的显著差异，而决定劳动者报酬的除了劳动者自身水平和工作专业知识技能外，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垄断的影响。在一个行业中如果存在着垄断现象，那么他们的收入水平也会相应较高。

图1.17 200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收入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

在2005年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是收入最高的行业，平均收入38799元，超过位居第二的金融业近三分之一，是除去农业以外最低收入的住宿和餐饮行业平均收入的2.8倍。在2014年金融业是收入最高的行业，平均收入108273元，只比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平均收入100845高不到8%，与除去农业以外最低收入的住宿和餐饮行业平均收入的差距为2.9倍，基本上与2005年差异不大（见图1.17）。

综合上述分析，说明行业结构中的三个问题，第一是新兴行业将会持续增长，特别是需要较高专业知识水平和工作技能的新兴行业，比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考虑到全球互联网浪潮在智能手机的带动下持续火爆，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是当前科技创新和创业最为集中的行业，其收入水平将持续领先，但由于其对职业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要求较高，吸纳就业能力相对有限。第二是吸纳就业人口最多的行业，如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往往是收入最低的行业，而这些行业的发展一方面解决了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就业问题，特别是吸纳了大量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人口就业，另一方面却难以符合中国未来经济结构转型需求，属于已经相对落后的行业。第三是垄断在行业结构和收入分配中有着重大影响。在存在垄断的行业其收入水平要明显高于不存在垄断的行业，典型的就是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这些行业在多数地方都是由国有部门所掌控，在没有竞争者和可替代选择的情况下，行业就业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仅次于需要较高专业技能的行业（见图1.18）。

图1.18 2014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收入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

（五）人口结构的变化

人口结构包括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性别结构、人口文化程度结构等，对社会结构而言，人口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比如是否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男女性别是否平衡。但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在现代社会，教育对经济社会地位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大，人口文化程度结构是影响社会结构的最为重要的结构性变量。尤其是在中国完成工业化之后即将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背景下，通过教育获得专业的技能和知识显得更加重要。在很多社会学家眼里，教育不仅是一个人的人力资本的重要因素，也是可以用来衡量个人在社会中所处地位的首要因素，还是一个决定整个社会结构变化的核心指标。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人口文化程度结构的变化日渐重要。

从1990年以来，中国人口文化程度结构的改善是非常明显的（见表1.6）。1990年，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1.4%，2000年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6%。之后，随着高校扩招影响的逐渐显现，2005年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5.2%，2010年达到8.9%，2013年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例首次超过10%，达到11.3%。可见，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中国人口文化程度结构的改变是非常显著的，一方面得益于高等教育的扩张，大量的适龄青年人口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产业结构的变化，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高科技的服务业转型升级，为大学毕业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还要看到，随着人口文化程度的提高，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也日益严重，一端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供给大幅度增加，他们获得了体面的工作岗位，同时一部分人的教育回报率也在下降；另一端是没有高等教育经历人口的就业面大幅度缩窄，如果不在制造业就业，也可能在低端服务业就业。很大程度上人口文化程度结构的变化反映了教育的变化，也体现在个体的人力资本和总体的社会结构上，人口文化程度结构很大程度上是决定未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关键因素。

表1.6 1990～2013年中国人口文化程度结构变化

人口文化程度结构的变化还直接体现在不同世代上（见表1.7），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结果表明，在20～24岁人口中，接受过大专及以上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已经超过25%；在25～29岁人口中，接受过大专及以上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超过20%；在30～34岁人口中，接受过大专及以上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超过15%；在35～39岁人口中，接受过大专及以上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只有10%多一点。在2010年，这两个世代的人口主要是“70后”和“80后”，他们的文化程度与之前的“60后”和“50后”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提升。按照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文化程度越高的人群，他们所获得的专业知识技能越能够帮助其进入更高的劳动力市场，取得更好的就业岗位，而且他们未来在高端行业和高级职业就业的可能性越大。

表1.7 2010年中国分年龄、分文化程度人口分布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说高等教育的普及改善了人口文化程度结构，顺应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升级转型的要求，在深层次上对中国的社会结构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教育不仅仅提升了个人的人力资本，还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配给结构，进而对不同经济社会地位的就业岗位的分布也会产生作用，这些将会直接体现在人口的产业、行业和职业分布上。同时，接受过高等教育人口数量和比例的增加，会改变教育的投资回报率，有可能使社会精英群体出现新变化，这些都将对中国未来产生重要影响。

（六）小结：橄榄型社会结构形成有待时日

中国经济社会在最近二十多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带来的变化尤为深刻，但当前中国的主要问题也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转型滞后带来的影响。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普通民众的收入在不断增加，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可是一些与经济转型不相适应的经济社会制度没有随之改变，比如城乡结构、收入分配制度等。社会转型的滞后未能形成经济发展所需社会结构，如具有稳定收入和消费能力，在社会态度上趋于稳定的中产阶层群体增长速度缓慢，这些都能够反映在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可以说，社会转型期的关键指标都体现在社会结构的变化上。

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城乡社会二元结构至今仍然存在，但第一产业在GDP占比的持续下降和从事农业人口在劳动力人口中占比的持续减少都说明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在倒逼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城乡二元结构从表象上看是城乡不同的户籍制度，其背后是身份性不平等的社会地位体系，或者说是圈定了社会位置的社会结构，而与城乡二元结构相关联的收入、声望、权利、消费和生活方式等诸多内容都超出了户籍制度所能涵盖的范围。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不平等的社会地位体系必然会影响到城乡居民的各个方面，从收入变化来看，最近十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还在持续扩大的过程中，这意味着城乡二元结构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在发挥着作用，已然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结构最根深蒂固的制度性因素。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通常都会带来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提高的背后还有两者的结构性变化。从收入结构来看，城乡居民的收入结构变动方向是不一致的，在城镇居民中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是稳中有降，而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的比例在上升，而在农村居民中，农业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是下降的，工资性收入的比例在上升，城乡居民收入结构不同方向的变化意味着两者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印证了前一段所说的城乡不平等的社会位置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影响。与收入相比，消费结构的变化在城乡之间也有比较明显的差别，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在最近十年基本稳定，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还在持续改善过程中，恩格尔系数在最近十年仍然在大幅下降。从中国居民收入和消费变化的整体状况来看，最为头疼的事情是消费率的不断下降，尤其是最近几年已经下降到50%以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读消费率的下降无疑是其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社会各阶层之间贫富差距的拉大，有消费意愿的中下阶层消费能力匮乏；社会中安全感缺失，导致大众不敢消费和趋于保守的储蓄增加。

在通过多年积累完成经济起飞阶段之后，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转入中等增速的新常态发展模式，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结构失衡等难题，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成为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对不同行业的发展影响差异巨大，传统的制造业、低端服务业就业人口占劳动力人口比重开始下降，收入明显要低于金融等高端服务和IT行业等新兴高科技产业。另外，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产生了变化，而同期中国人口教育水平产生了巨大变化，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数量和比例快速上升，尤其是在“80后”青年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人口占同龄人的比例超过了四分之一，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转型能够有相应的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支撑。行业结构的变化和人口文化程度结构的变化都意味着中国未来社会结构的发展更加趋近于现代社会的要求，一个人的经济社会地位也越来越多地与其个人的人力资本，以及凭借人力资本获得的职业和职位，有更加密切的联系。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社会转型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与能否形成一个规模庞大且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有关，中国过去二十年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带动下，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一些影响和决定社会结构的基础性社会制度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而社会结构中也出现了一些现代社会特征，从发展趋势上看是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的，但距离橄榄型社会结构的成型还有待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