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社会转型期社会分层的新变化

纵观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尽管从前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到下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和转型的驱动力未尽相同，但几乎都会对不同的社会群体产生不一样的影响，不同社会群体自身的属性、掌握的社会资源、依赖的经济基础和制度条件都会产生相应的变化，进而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领域内也带来相应的变动。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包括职业群体在内的不同社会群体的境遇也会随之而改变，境遇上的改变反映在经济社会地位上，也反映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中所处的位置上。变化的背后，社会分层的主要依据往往是相对固定的，也就是社会分层的主要指标是相对稳定的、不变的和一致的，产生变化的是不同社会群体或者职业群体在某一个指标上所处的相对位置，以及考察多个指标之后某一个社会群体或者职业群体所处的相对位置。国内学者（李强，2006）根据国外社会分层理论整理出社会分层的十种标准，这些标准对于测量社会分层提供了相应的依据和指标，也被现在的社会分层研究者奉为圭臬。基于上述的想法，在考察社会分层和职业分层之前，需要对社会分层的主要依据和主要指标加以阐述。

（一）社会分层的主要依据

1.社会分层的主要指标

社会学家对社会分层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关于社会分层的主要指标在不同的社会学大师学说中并不完全一致，甚至一些社会学的理论家为了凸显自己社会分层指标的重要性会有意识地贬低其他社会分层指标的作用。经典的社会学理论家们所提出的社会分层指标主要可以分为下面五个方面。

（1）财富、财产和收入

财富、财产和收入都属于社会分层领域中经济方面的指标，财富、财产和收入相互之间可以转换。全球财富报告（波士顿咨询公司，2017）中把财富定义为净资产，包括房地产和股票投资的价值，把债务减除在外。财产是指具有金钱价值，并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的总称，包括个人、组织和国家所拥有的金钱、物资、厂房、知识产权、土地、房屋等物质财富。大体上，财产有三种，即动产、不动产和知识财产（即知识产权）。收入主要指的是个人收入，通常是一年内个人从各种途径所获得的收入的总和，包括工资、租金收入、股利股息及社会福利等所收取得来的收入。可见，三者定义上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但由于相互之间可以连通和转换，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加以严格的区分。马克思及其继承者们习惯把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可以视为财富或者财产的一部分）作为划分阶级的最重要指标，当然马克思的继承者后来也对此做出了重大的修正。按照韦伯“三位一体”的学术假说，财富只是衡量社会阶层所处位置的指标中的一个，权力和声望则是相对独立于财富体系之外的其他重要指标，而其他一些社会学家则把财富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把职业、品位、文化、知识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提升。在现实中还有一种接近社会分层的提法，就是按照收入水平来划分社会群体的层级，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中等收入群体，按照中等收入群体的提法，只要收入达到设定的区间范围，就属于中等收入群体。无论何种理论和学术假说，财富、财产和收入这些经济方面的指标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都是不能忽视的。

（2）权力、权威

权力是社会学研究中的经典话题，也是社会分层理论家所关注的重要内容。在马克思主义者眼中，权力被视为维护生产关系的工具，充当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工具性角色，权力服务于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承担着维护特定生产关系及其经济运作的职能。韦伯的看法则与马克思主义有比较明显的差异，他强调“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韦伯对权力的界定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强调权力的关系指向的单向性和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同时，他还强调权力需要合法性的支撑，权力的强制力需要建立在社会成员主观承认的基础上，“权利的合法性是对合法性的信仰，也就是相信‘有权统治’的信念”。合法性的基本含意是社会成员的认可，有了社会成员的认可，合法性才能确定相应的社会秩序、命令、权威和约束，并将权力转化为权威。周雪光（2013）遵循韦伯的思路按“权威类型—支配方式—合法性基础”的关系顺序来解读国家治理的深层逻辑，并进一步认为，在当代社会时常可见法理权威与卡里斯玛权威混合兼容的合法性基础。福柯从后现代的视角把权力视为一种处于流动中的关系，否定了权力指向的单向性，反对现代性的话语霸权，认为权力是多元的、分散的关系存在，挑战以往对权力的认知。“权力从未确定位置，它从不在某些人手中，从不像财产或财富那样被据为己有。权力运转着。”权力实质上是各种力量关系的、多形态的、流动性的场；权力纯粹是一种关系，是一种结构性的活动；只存在着某种关系性的权力，它具有不确定性，不是某人可以获得、占有的一种物。就是说，权力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性的控制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交错的复杂网络，网络中的个人既是被权力控制的对象又是实施权力的主体。所以，不能简单地区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权力不应被视为某些人可以占有的特权。虽然不同的社会学家对权力和权威的理解和界定并不相同，但将权力和权威作为社会分层的重要依据具有现实意义。

（3）社会声望

社会声望的定义是相对模糊的，可以理解为社会对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群体的心理定位和社会价值评价体系。韦伯在其著名的《阶级、身份和政党》一文中提出社会声望，在一定意义上，是为了避免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单一维度的影响。李春玲（2005）认为韦伯区分经济分层（阶级）与社会声望分层（身份）的差异，原因在于：社会声望分层是相对独立于经济分层的、由社会价值评价体系所决定的、具有较强稳定性的指标。社会声望分层对人们的身份认同、价值态度和行为方式能够产生直接的影响；相对而言，经济分层对人们的身份认同、价值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则不那么直接。她还认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关于社会声望的分析发展了韦伯的观点。吉登斯认为只有当经济差异引发了社会差异，或者说，只有当经济分层与社会声望分层相匹配时，社会分化才能够导致结构化结果，进而产生阶级或阶层，形成相应的阶级结构或阶层结构。无论是韦伯，还是吉登斯，他们的论述揭示出社会声望是测量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维度，但在韦伯提出社会声望维度之后的较长时间内，社会学家们并没有找到非常好的测量方法来衡量社会声望，直到职业声望的出现。由此，在很多研究中社会声望维度的测量和操作化就由职业声望所代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承袭职业声望的研究路径，不断拓展社会分层及其交叉领域的研究。

（4）文化资本和消费品位

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中，第一次清晰且完整地提出了文化资本理论。在布迪厄眼里，在社会中资本是重要的结构性要素，“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不同类型资本及其分布结构，体现了社会内在结构，即包含在这个现实世界中的一整套强制性因素，继而以一种持久的方式掌控了资本所产生的影响，并决定了实践能否成功”。在明显区别于经济资本的资本概念之下，布迪厄认为，研究者不能只看到经济资本，而应该充分考虑一切对社会结构有影响的资本形式，进而提出用来解释出身于不同阶层及其小团体的孩子“在学术市场中所能获得的特殊利润”以及不同阶层文化资本的分布状况。文化资本在布迪厄这里泛指与个人地位获得和地位象征有关的有形或无形的文化资产，包括身体化、客观化、制度化三种存在状态（仇立平、肖日葵，2011）。随着研究的深入，文化资本的理论和概念的操作化得到了发展，并经历了由狭义到广义，由阶级式的布迪厄定义到非阶级式的文化资源定义的演变过程。狭义文化资本强调文化资本为社会的中、上层专属，是实现本阶层优势传递的合法工具。仇立平、肖日葵（2011）还认为文化资本是指人们对社会的上层所占有的高雅文化的掌握程度，这种高雅文化既表现在非物质层面，也表现在物质层面，借以区隔于其他阶层，标识其社会地位，或者作为一种工具或手段，有助于其取得较高的教育成就。对布迪厄来说，凝聚并体现在文化商品消费中的品位无疑是一种阶级标志。王建平（2007）引述甘斯的话：“现代美国社会可以分为不同种类的亚群体或‘品位公众’：高雅文化、中上等文化、中低等文化、低俗文化和准民间文化。不同的阶层分别具有自己的品位文化，也就是文化或品位成为阶层的分化指南。”简而言之，文化资本和消费品位在社会分层研究领域被视为特定阶层或者阶级所专属的、抽象的、正式的文化符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使用文化资本或者消费品位的概念来研究教育获得、阶层分化和区隔，并检验文化和阶层再生产。

（5）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

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都可以归结于布迪厄提出的广义社会资本概念（尉建文、赵延东，2011），实际上社会网络在研究中已经演化成为测量社会资本的主要方法和工具。尽管在研究上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并不清晰，且存在着诸多分歧，但研究者一般会把社会资本区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即微观/个体社会资本和宏观/集体社会资本。前者更强调个体关系网络中所包含的社会关系可能带来的种种社会资源，因而形成社会关系、社会网络、社会资本间的关联关系。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的研究发现，在求职和职业流动过程中，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特别是社会弱关系，可能发挥重要作用。通过相识得到信息的人往往流动到一个地位较高、收入较多的职位，而通过亲属和朋友得到信息的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则大大减少了。实际上，在西方社会发展的现代化理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推论就是：亲缘、地缘的社会网络是乡土社会的产物和社会理性化过程的障碍。但李培林（1996）研究发现：“农民在‘离土离乡’的社会流动中，其信息来源、找到工作的方式、进城工作的行为方式以及在城市中的交往方式，都更多地依赖以亲缘、地缘为纽结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且，这种依赖相对于他们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来说，是一种非常理性的行为选择，与他们期望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舒适的生活的功利性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可以看出，在中国社会中，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的多寡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的影响，与在西方社会相比有不同的意涵，也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指标。

2.社会分层的资源

社会分层的指标在David B.Grusky（1994）那里都属于特定的社会资源，他认为各种资源（有价物品、资产等）在人群中的不平等分配构成了现代社会分层系统的基础。当今的社会分层研究者对于被不平等分配的资源的研究和认识更为深入也更为全面。传统的社会分层理论家主要强调的是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声望资源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不平等，而当今的社会分层研究者注意到了在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和公民资源等方面的不平等。他总结了七种不同的资源。

（1）经济资源。经济资源体现为拥有土地、农场、工厂、企业、专业性事务所、流动资产、劳动力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学者大多强调这种资源的重要性，如：马克思、埃里克·沃林·怀特等。

（2）政治资源。政治资源体现为拥有家庭权威（如家长、族长）、工作场所权威（如经理）、政党和社会权威（如立法者）、领袖权威等。韦伯在其《阶级、身份和政党》一文中曾讨论了这种资源。冲突论分层理论的代表人物达伦道夫认为，政治（权力）资源是社会分层中最重要的资源形式，它决定了其他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3）文化资源。文化资源体现为具有高消费行为、“良好的”行为举止、有品位的生活方式。布迪厄和迪玛吉欧（Paul DiMaggio）都对文化资源的分层进行过专门研究和讨论。

（4）社会资源。社会资源体现为拥有高层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及进入各类协会、俱乐部和工会的资格等。沃纳（W.Lloyd Warner）和科尔曼（James Coleman）等人讨论了这种资源对于社会分层的重要性。

（5）声望资源。声望资源体现为拥有良好的声誉和名望、受人尊敬以及种族的纯洁度和宗教信仰的虔诚度等。雪尔斯（Edward Shils）和沃纳都讨论过声望资源对于社会分层的意义，不过大部分当代社会分层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职业声望，比如特尔门（Donald Treiman）等人的比较研究。

（6）公民资源。公民资源体现为享有财产权、契约权、公民权、选举权或各种国民福利以及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等。马歇尔（Thomas H.Marshall）最早注意到了这种资源对社会分层的意义，后来的布鲁巴科（Rogers Brubaker）等人在这方面进一步进行分析。

（7）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体现为拥有专业技术、专门技能、学历文凭、资格证书以及工作方面的资历和在职培训经历等。斯瓦拉斯托加（Kaare Svalastoga）和贝克尔（Gary Becker）等人专门研究了人力资源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在上述七种资源中，公民资源和人力资源在政治学领域和经济学领域有广泛的应用，近年来社会学家们也开始使用这些资源指标来测量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的状况，特别是人力资源的影响尤为突出。在新技术和新知识快速普及和应用的情况下，蕴含着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本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二）社会分层的新变化

1.新技术和新知识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社会进步和社会结构变化与新技术和新知识的应用紧密联系，每一次新技术革命和新知识普及，都会引起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社会意识的深刻变革和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的巨大变迁。新技术是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化的重要力量，也是现代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对社会结构的变革具有很强的引导作用。从历史来看，工业革命本身就是科技发展提高社会生产力，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推动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催生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而从社会现实提升到社会意识，诞生了马克思主义等社会意识形态。工业革命对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超过了以往所有政治革命的影响，不仅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快速演变，还形成了以城市和工业为主的经济体系，拉动人口从农村快速向城市集中，大规模地改变了国家、城市和人口的分布格局。

新技术革命比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更大，其涵盖面更广阔，一般认为新技术革命是以互联网和电子计算机为主要标志，包括生物工程、通信技术、空间技术、新材料和新能源等技术的科学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对生产领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首先改变的是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朱海强，2005）。伴随着与新技术相关的产业和行业的快速崛起，落后产业和行业的衰落和转移，几乎是一个铁律。从中国的情况来看，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互联网、移动通信、新能源等行业快速发展，而传统的制造业、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煤炭等行业均呈现明显的衰退趋势。新技术的应用还改变了生产组织结构和生产关系。传统的企业组织模式多采用多层级、等级森严的科层制，企业组织的生产规模与员工数量呈正比，企业员工也按照组织架构被分配在不同等级。但新技术革命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中小企业在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上是主力，中小型的新技术公司在规模上要远远小于传统企业，其组织架构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非等级的扁平式管理构架更加灵活、富有变化，也更能够适用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员工之间的等级差距就没有传统大企业那样明显。尤其在一些中小企业创业过程中，职工持股成为普遍现象，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金字塔式的科层制对职业岗位收入的影响。中国的现实情况是，传统的大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虽然经营规模庞大，但在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上往往处于劣势，新技术领域大多数是中小企业的天下。新技术革命在带动相关行业和产业发展的同时，还改变了劳动力结构和分布。随着新科技相关行业和产业的发展，资本、劳动力都开始向新兴行业和产业集中。从资本流动来看，以互联网和新能源为代表的新兴行业和产业的吸金能力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新的互联网企业动辄就是几十亿元的估值，这是传统企业往往需要做上几十年才能达到的目标。正是新兴行业和企业的高估值，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和技术性人才向新兴行业转移。从就业来看，互联网行业是最近就业人数增长速度最快的行业。新技术革命与工业革命突出的不同是，其影响不仅并未局限于生产领域，或者说从生产领域逐步扩散到生活领域，而且是同时发生在生产和生活两个领域；不只是大幅度、迅速地改变了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而且快速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比如，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在网络上形成了与在现实中不同的交际圈，也越来越多地享受着互联网带来的便利，这种生活方式的变革反过来又推动了相关行业和产业的发展。

新技术革命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尤为明显，新技术的应用打破了传统企业对劳动力市场的垄断，新兴行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提高了掌握新技术和新知识的社会人群的经济社会地位，新兴中小企业的组织构架也为社会分层提供了不同于科层制的样本，企业组织等级的减少和企业员工持股数量的增加，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分层和职业分层的结构。

2.新垄断行业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在计划经济时期，公有制单位，特别是国有企业是劳动力就业的最主要途径，学界以往对此多有研究，研究者（李路路，1993；李培林、张翼，1999；刘平、王汉生、张笑会，2008）普遍认为，国有企业不仅是生产性的企业组织，而且扮演着福利性的社会组织角色，承担着向职工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职责。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经济逐步市场化的过程中，国有企业不堪重负，效率低下的缺点被放大，在竞争中被更为灵活的非公有制经济所取代。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政府力推国有企业改革，提出“抓大放小”的改革方针，彻底打破了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格局，也伴生出数以亿计的下岗工人。

现在来看，这一轮的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后果。一是明确了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国有企业是现代经济中的基本经济单位，在成为市场的主体后，企业与企业之间是市场经济关系。国有企业同样应遵循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开展各种经营性活动，非生产性的社会功能逐步从国有企业中被剥离。二是形成了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垄断性行业。银行、铁路、电力、电信、航空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大部分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由一家或者几家国有企业对整个行业市场形成了垄断。经过上一轮的国有企业改革之后，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同时占有国家资源和特许经营权，企业兼具市场经营与行业管理的双重法律地位（王晓晔，2005），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行业的垄断，有学者将其称为自然垄断和经营垄断交织在一起的双重垄断（丁敏，2012）。

在社会分层的过程中，组织的影响是很难被忽略的，特别是不能忽视国有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之间的垄断行业组织效应差异。

3.新利益群体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有学者（李强，2008）认为中国在改革之前属于整体型社会，即整个社会的个体利益是相对较弱的，总体或者整体的利益是社会的主流。之所以出现整体型社会，其原因在于利益分配和再分配机制的导向作用。改革之后，整体型社会趋于瓦解，个人利益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从而出现利益多元化和利益群体的分化，人们的利益不再集中于一点，而是分散开来，呈现碎片化的特点。所谓的利益群体，就是为了实现共同的利益而结成的具有共同目标、共同行为方式、共同社会态度的个体的聚合。可见，利益群体的关键之处在于是否有共同的利益，也就意味着随着时代的不同、利益和利益分配机制的变化，利益群体及其组合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实际上，利益群体概念本身就是为了应对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结构发生巨变的概念工具。在计划经济时代，在强调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特殊背景下，中国社会被简单地划分为两大阶级一大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在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传统的两大阶级一大阶层的社会结构被打破，出现了很多的新阶层和群体，如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等，这些阶层和群体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突破与当时社会阶级划分的标准有冲突；而且在体制之外，已经无法用传统的两大阶级一大阶层的社会结构来涵盖这些阶层和群体。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市场经济的规则下以追求企业或者个人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不是以整体利益为目标。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李强，2008；孙立平，2008）提出对社会结构的研究要摒弃社会阶级和社会阶层的分析范式，转而采用以利益群体为主的分析方法。但在使用利益群体概念时又有不同的用法，例如把社会人群划分为：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在这里，利益群体的概念超出了一般意义上阶层的范围。不论研究者如何界定利益群体，其背后隐含的假设都是：社会结构的泛阶层化或者泛阶级化，用利益群体分析取代阶级分析或者阶层分析。

可事实并非如此，利益群体的变化速度要比研究者想象的快得多，在改革的过程中，利益群体出现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利益分化和利益分配的模式不断变化，新的利益群体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王春光（2007）总结了21世纪以来的利益分化格局，他认为利益分化的原因，一是资本与劳动力的不平等交换，使企业收入向企业老板倾斜。二是权力与资本的交换增强了两者的获利功能和能力。三是垄断企业凭借国有性质，向政府寻求政策支持甚至财政支持。四是知识精英逐渐地获取了强大的交换能力和利益获取能力。五是全球化和对外开放，引进了许多跨国利益集团或群体，甚至构建出一个具有鲜明的自我利益的外资利益群体。与李强和孙立平对利益群体的分析相比，王春光的分析更像是对过程和原因的解读，利益群体形成的关键是能够有利益获取能力，并实现群体之间的利益交换，而权力和资本更像是实现利益获取和利益交换的原因和工具。

按照权力和资本的逻辑，不难看到在社会中可以划分出不少新的利益群体。以权力的逻辑来看，公务员群体显然是首先受到影响的。在改革之前，并不存在公务员群体，而是笼统地称之为干部。不论是在行政单位，还是企业单位，或者事业单位，干部都是指占据特定职位、拥有一定权力的人。从严格意义上讲，干部不是职业岗位，而是身份地位。这种身份地位与工人、农民是一样的范畴。但在改革之后，干部身份虽依然存在，但代表行政权力的意涵更多地被公务员这一职业范畴所取代。公务员是一个有历史却被完全重新界定的社会群体，直到2006年，中国才正式实施了第一部《公务员法》。与其他社会人群相比，公务员的收入更稳定，在社会保障和福利等诸多方面也有隐性的优势，且其掌握的公权力存在一些寻租空间，以获得额外的利益。近些年的公务员报考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公务员作为一个新的利益群体，受到青年人和大学生的青睐。以资本的逻辑来看，占有资本和运作资本的投资人、企业主，以及为资本运作服务的金融业从业人员成为收入最高的人群。他们的收入不是来自自身的劳动，而是依靠资本运作的利润。同样，能够吸引资本注入的新兴行业的从业人群也是资本逻辑的受益者，比如IT行业的创业者和从业人员，他们备受资本的关注，不仅有可能因为期权和股权获得巨大收益，其工资水平也是仅次于金融行业的从业人员。在权力和资本的逻辑下，同样会出现利益受损的人群，比较典型的代表就是农民工。

总的来说，由于新时期利益分化带来的利益群体的变化，这些利益群体具有大致相当的社会地位、利益目标和相似的社会态度，以及可能出现相似的生活方式。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这些利益群体有可能转化为相应的社会阶层，尤其是那些以相似行业、职业为基础的利益群体。他们更容易被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封闭式的利益单元，产生利益群体的共同意识。在新时期的利益群体中，有一些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也有一些利益群体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却成为利益的受损者或者利益分化过程中受益较少的一方。他们也有可能被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利益群体或者利益集团。当前中国的利益群体正处于分化、整合、重组的过程中，其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但由于其处于快速变化中，以利益群体的视角来分析社会并不能取代以阶级阶层视角来分析社会，只有在社会利益格局趋于稳定、新的利益群体成为稳定的社会利益集团的时候，利益群体的分析与阶级阶层分析结合将会更有意义。因此，新的利益群体未来发展最大的可能性是融入某一相对固定的社会阶层中去，他们对社会分层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4.新财富阶层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创造出海量的新财富，这些财富的分配并不是平均的，而是不均衡地分配给不同的社会人群。其中有一部分人群占有的财富更多，这些人可以被称为新财富阶层。根据西南财经大学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中国城市家庭资产平均为247万元，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9.68%。这一调查结果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许多财富并没有达到百万元级别的家庭认为自己“被平均”了。西南财经大学在公布的数据结果中发现，在他们调查所获得的样本中，资产最多的10%的家庭占全部家庭总资产的比例高达84.6%，这说明中国社会家庭财富两极分化的程度已经非常高。

有研究发现，从全国家庭收入的构成情况看，有48.7%的收入来源于工资、薪金收入，其次为转移性收入（25%），第三位的是工商业经营收入（16%）。在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中，工商业经营收入占总收入比重高达45.4%，其次为工资薪金收入（20.2%），第三位的为转移性收入（17.1%）。这一比较结果说明，新财富阶层与一般人群的收入结构是不同的。从新财富阶层的成长历程来看，毫无疑问，在新利益群体形成的过程中权力和资本的逻辑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使得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经营性收入，而一般人群是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现实的情况是，在新财富阶层中，依靠资本和权力的逻辑的少数人可能占据了新财富阶层的最顶端。

最为常见的两条新财富阶层的形成路径是：借助新科技浪潮和住房价格不断上涨的契机。自以互联网、新材料、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大量涌现以来，新科技浪潮在较短的时间内催生了一大批“独角兽”公司。这些公司在各自的新科技领域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这些公司虽然创办时间不长，没有传统企业那样漫长的成长经历，却在创业和成长过程中普遍采用了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的模式来确保创业团队的稳定，这些持有股权的员工在公司上市时都摇身一变成为亿万富翁、千万富翁和百万富翁。比如2004年6月腾讯公司挂牌港交所时，发行价是3.7港元。按照这一价格，在腾讯高管层诞生了5个亿万富翁、7个千万富翁。2005年百度IPO一共诞生了8位亿万富翁、50位千万富翁以及约250位百万富翁。2014年9月19日阿里巴巴集团在美IPO之时，该公司股票的发行价已经高达68美元。高价发行，意味着员工持股的市值也将水涨船高。按照开盘价92.7美元计算，阿里员工要想成为百万（人民币）富翁，只需持股超过1756股。由于阿里员工普遍持股，可谓“遍地”百万富翁。除了中国互联网三大巨头BAT之外，在其他诸如京东、奇虎360、迅雷等新科技公司中，员工持股也都是普遍现象，由此借助新科技与资本市场的合力伴生出相当数量的新财富阶层成员。

住房价格的不断上涨在二十年前几乎是所有人都没有预测到的事情，住房价格的不断上涨，带动了与房地产相关产业和行业的人群获得了巨额的财富，也吸引了天量资本的注入。比如，2013年中国大陆排名前十的富人中，涉足房地产业的有6人，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房地产市场对财富的聚集效应是非常明显的。住房价格不断上涨还拉动了一些大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深圳等特大型城市的有房者成为新富阶层。比如，2015年北京住房均价超过3万元，一套80平方米的两居室的市值就超过了200万元，而200万元对于一个中小城市的普通劳动者而言，可能是其一生都无法积攒下的财富总额。考虑到91.79%的中国家庭拥有房产，再结合房产占家庭总资产74.47%的资产份额，房产是中国家庭最重要的资产形式。

新财富阶层的出现意味着中国财富分配格局的极大改变，尽管在市场经济下提倡劳有所得，但劳动报酬已经不再是人们致富的最主要手段。利用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增值，一些社会人群凭借其技术能力和固定资产成为新财富阶层。而单单依靠劳动所得的工资报酬，只可能与富裕人群的差距越来越大。在社会分配体制中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减少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所以，与其说新财富阶层获得了新财富，不如说他们是在财富急剧产生和分配过程中，合理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产生的结果。他们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分层的逻辑。

5.新机制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一路走来，在经历四十年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虽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市场机制已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计划经济的影子并非荡然无存。市场机制究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发挥多大作用，从改革开始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之一就是更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从上述三次重要会议的表述来讲，市场机制从“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是更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再到“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无疑是不断强化的表述。也体现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越来越大的同时，仍然存在一些束缚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非市场机制。

从经济学角度来理解，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就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即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特别是从韦伯对阶级地位的理解来说，阶级地位最终就是市场地位，是在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形成的。刘欣（1993）认为在韦伯的话语体系中，“市场为个人把财产由财富变成资本，或发挥技术、知识专长，或供给劳务等，提供了和平而有效的机会，并通过特定的机制确定他们的市场地位和生活机遇。韦伯认为，与那些通过征服、掠夺、世袭、封建特权等手段取得财富和经济利益的情况相比，在市场条件下通过投资，使用技术、装备和劳务等而取得利润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是经济生活理性化的表现。而只有在西方的历史演进中，才首先产生了这种理性的经济秩序。它摆脱了传统的习惯的限制，摆脱了经济利益计算以外的其他价值标准的限制，并把所有那些非经济的等级特权和限制赶出了市场体系”。这段话的解读强调韦伯的市场机遇是要排除非市场机制的影响，而通过市场机制来判断阶级地位。尽管在韦伯的时代，阶层分析针对的是封建社会的特权，但其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形成机制而言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虽然市场机制从发挥基础性作用到发挥决定性作用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但从市场机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来看，与之前普遍存在的和现在仍然保留的国家分配和再分配的非市场机制相比，它仍然是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形成机制和社会阶层分化机制。以往学者习惯在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时不区分市场机制和非市场机制的作用，也没有按照市场机制与非市场机制来分类分析社会阶层的地位，而是将市场机制和非市场机制塑造的职业人群进行混合排列分析。比如，对体制内国有企业管理者与体制外私营企业管理者进行比较，两者表面上都是企业的管理者，但两者在地位获得的机制上完全不同。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往往带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大型国有企业的最高管理层和中层管理者的任命和调整也多是通过行政命令来完成的，并非通过市场化的竞争和选拔机制来完成，甚至很多直接来自相关的政府部门的任命。与之相对，私营企业的管理者既没有行政级别，也没有行政命令式的调整，而是依靠市场机制来选拔。同样的，在国企有正式编制的职工、没有正式编制的工人和私营企业工人表面上都是工人，但其从事的工作内容、工作强度、工作环境、劳动报酬和劳动保障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

对市场机制的不断强调真正透露出的一个问题是，非市场机制仍然在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市场机制的不断强化也就是非市场机制的逐渐退出。近年来，不论是对于国有企业，还是对于高等院校、医疗机构等事业单位。去行政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去行政化的本质就是非市场机制的退出，用市场机制来对这些社会人群进行重新塑造。对体制内精英包括行政官员，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医生、教授等专业技术人员的去行政化，是否会改变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究竟对社会分层产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些都是未来社会阶层变动的要点。市场机制的不断强化对社会阶层的影响是值得深入研究和关注的，更是不可忽视的。

6.新标准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社会分层理论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社会人群按照其在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中所处地位形成了不同观念的社会群体，进而形成了不同的阶级。马克思理论认为，在某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人群根本利益的不同，占有生产资料和没有占有生产资料的人群成为对立的两极，这既是阶级结构，也是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基于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两极对立阶级结构，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最基础内容。在总体上，限定社会结构的基础是两大对立阶级，这从根本上制约着两大对立阶级之间和两大阶级内部各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对社会结构的变迁发挥决定性作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社会结构被描述为两大阶级一大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被视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阶层。两大阶级一大阶层的社会结构表述把中国社会分层按照人的身份不同、出身不同，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和等级。

在现代复杂的社会中，生产资料占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固然还是影响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最典型的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导致出现了一个庞大的经营管理阶层。由此在生产关系中与无产阶级的代表——工人——直接打交道的实际上不是资本家，而是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在社会化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关系与生产资料的占有就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韦伯认为财产本身并不能决定阶级地位，决定阶级地位的是市场交换和利益分配中的机遇，而影响市场机遇的除了财产之外，还有个人的知识技术能力，而个人的知识技术能力则与他们的职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职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关键性指标。

社会学家通常认为，每个社会都可能具有不同社会文化和社会背景，但职业作为社会分层的指标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在涂尔干看来，职业是社会分工的结果，也是社会分工体系和社会团结协作的核心。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的经济收入、家庭财富、权力地位和社会声望通常都与职业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职业是一个事实上可以用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综合性指标。尽管职业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社会背景之下有一定的共性，但其形成机制却是不尽相同的。仇立平（2006）总结社会分层领域学者对职业分层形成机制的分析，认为能够达成基本共识的有三个机制：市场机制、国家再分配机制和利益群体机制。市场机制强调职业的社会地位是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逻辑形成的。国家再分配机制是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央集权的背景下，国家和政府掌控资源能力很强，不同职业的社会地位是由国家对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再分配来确定的。利益群体机制则认为中国社会正处于从整体型向分散型过渡阶段，所有的社会群体都在进行利益重组，职业可以作为一个松散的标准来衡量社会人群的共同利益。在仇立平总结的三种职业分层形成机制中，市场机制势必将会在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家再分配机制的影响也无法忽视，尤其是它以企业组织或者政府事业单位组织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时，表现为组织效应。利益群体机制则像是前两者的混合体，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则可以遵循，其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会转化为市场机制和再分配机制。无论何种机制，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与以身份作为社会分层标准比较而言，当前中国社会职业已经取代身份成为能够形成共识的社会分层新标准。

实际上，职业作为社会分层的新标准离不开三个条件。一是，职业是通过市场化竞争获得的。虽然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但绝大多数人都需要通过竞争找工作是基本的共识，职业与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知识技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再是依据身份出身或者组织指定的模式。二是，职业收入是通过市场交换形成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劳动报酬是国家规定的，只要是在相似的岗位，基本不存在职业收入上的差异。现今绝大部分人的职业收入是由市场来决定的。有能力、有技术、有知识的人群获得的收入就要高一些，而缺乏人力资本的人群职业收入则偏低。三是职业的变化是由市场需求决定的。劳动力市场对不同职业人群的需求是市场自发决定的，这也决定了人们职业的流动和变化是按需调整的，而不是按照计划提供的。综合来讲，就中国社会当前大多数人而言，根据职业能够清晰地判断出一个人所属的社会阶层，职业是社会分层的新指标，其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在于大多数人都会把职业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锚定标准，进而通过职业来确定自己和别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寻找自己的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