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科学之为寻找新的事实[30]

在《哲学研究》的开端，维特根斯坦引用了奥古斯丁关于语言习得的一些思考。奥古斯丁认为，他一再听到人们在不同句子中的特定位置上说出这些语词，从而渐渐学会了去理解这些语词指涉的是哪些对象。[31]通过这种方式，人们逐渐习得了某种特定的语言。对此，维特根斯坦评述道：

在我看来，我们在上面这段话里得到的是人类语言本质的一幅特定的图画，即：语言中的语词是对象的名称，句子是这样的一些名称的联系——在语言的这幅图画里，我们发现了以下观念的根源：每个词都有一个含义；含义与语词一一对应；含义即语词所代表的对象。[32]

这种语言与世界的符合理论和前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图像理论有着几分相似。按照这种分析方式，到最后迟早要将语言分析到所谓的简单成分或者基本元素。维特根斯坦认为，罗素所讲的“个体”（individuals）和他自己所讲的简单对象也都是这种基本元素。具体到奥古斯丁的思路上，我们可以追问，实在世界中的什么与语言中的“五个红苹果”中的“五”以及“红”相对应呢？简单与复合究竟是什么意义上的构造？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会去追问什么是“五”什么是“红”这些语词的意义。我们直接上手就说“给我五个红苹果”之类的句子，别人也都能理解。而将“五”和“红”抽离其语境来讨论其本质则走错了方向。类似地，维特根斯坦认为，绝对地谈论“一把椅子的简单成分”毫无意义。[33]

奥古斯丁的语言观与前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图像论有着几分相似，因此，当人们将奥古斯丁的语言观看作一种理论构造时也是有道理的。而有论者从著作体例的角度指出，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并非严格的理论著作，而只是一本自传，因而奥古斯丁的语言观不是一种理论。[34]这种理由过于牵强而具有一定的风险，很明显，奥古斯丁是作为一个成年人对我们从小习得语言的过程进行反思而得出了上文中的结论；这种反思性视角并非小孩习得语言过程中的发生学视角。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一个人自己奔跑，因此又不能观察奔跑。[35]正是这种反思性视角将奥古斯丁的语言观蒙上了一层理论的色彩。并且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也集中清理过将哲学理论化的倾向，因而，将奥古斯丁的语言观看作某种语言理论在维特根斯坦的上下文中应该是合理的。

奥古斯丁的语言观与前期维特根斯坦的观点的相似处主要体现在，它们都将语言与实在看作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即语言的单位对应于实在的构造。但具备物理学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世界上的事物都由原子等微观构造单位通过一定的组合方式结合而成。虽然日常语言也能为这些微观世界的构造单位命名，但它们并不在人们的日常语言中起作用。进而，当我们要描述客观世界的微观构造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科学的语言——数学，而日常生活中的自然语言根本无法对之进行描述。

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日常生活的领域中的语言和概念所涉及的世界图景的尺度要远远大于原子分子理论等科学理论所关联的尺度。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可以被分为很多层次，正如侯世达所论述的：

每个层次都是在某种意义下被“隔离”于下面的层次的。……在科学的层次结构中，层次间总是有些“渗漏”的，因此化学家无法完全不考虑低层的物理学，生物学家也无法完全不考虑化学，但是两个相距较远的层次之间几乎是没有渗漏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可以直觉地理解别人，而无须懂得夸克模型、原子核结构、电子轨道的性质、化学键、蛋白质构造、细胞中的细胞器、细胞间的通讯方式、人体各种器官的生理学、器官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一个人所需的一切不过是一个关于最高层活动方式的模型。众所周知，这样的模型是非常实际也非常有效的。[36]

虽然侯世达论述的角度有所不同，但与维特根斯坦所要指出的道理是相通的：我们在日常语言层面构造出了一些奇怪的理想事物，比如简单对象等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与之对应的实在，同时它们也没有日常的实际用处。这多少说明并不是世界出了问题，而是理论构造本身出了问题。哈克就评论说，维特根斯坦的种种理想观念，比如简单对象、逻辑形式等都太独断了[37]。

科学理论则不同，科学理论上的构造是一种理想的构造，通过这种构造，理论指导科学家们在现实世界中发现那些理想的东西。比如当还不知道有没有原子的时候，我们可以从理想的角度（即理论的角度或者理论的要求）设想世界上一定存在着原子，而最终发现原子的过程则需要理论的指导以及理想的实验设计。而形而上学所追问的世界的本质等事物“背后”（meta）的问题也便是脱离了日常语言粗糙地表的理想问题；这样的问题哲学家无法给出答案，唯有科学家能回答。因而，“现实里‘一定’有着理想”[38]这种想法在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是适用的，而在哲学研究中却不适用。

哲学并不要我们去寻找新的事实，那是科学理论的要求。因此，哲学家们构造理论解释世界或者企图从理论中发现关于世界的某个新的事实（比如简单对象等）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黑格尔这方面的哲学在其身后就立即成了“死狗”也就是这个道理[39]，我们不能指望黑格尔的哲学对科学家发现新的事实有什么帮助，虽然它长得像科学。

当我们试图尝试构造种种理想的语言来描述和解释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已经误入歧途。理想的东西仅存在于语言之中，从未到达过现实那粗糙的表面。并且，理想的东西并非凭空产生，它一定是对现实世界的某种抽象；相应地，语词所代表的理想的事物就是被抽离了其原有的语境而产生的。而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恰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语言的轮子在空转，哲学病就产生了。这如同我们以为自己必须描述至精至极的东西，但是又觉得我们自己的手段远不够描述它们，仿佛我们要用手来修补一片撕破的蜘蛛网。[40]

这种水晶般的纯粹并不是我得出的结果，而是我对世界的要求。[41]简单对象之类的东西就是我们对世界的要求，这种要求对于日常语言和日常生活来说过于理想以至于找不到任何例证。所以，有论者指出，简单对象等概念缺乏例证并非偶然。维特根斯坦相信简单对象的存在也并非因为他能给出对应的例子，而是因为他认为简单对象和事态等必然作为某种被充分分析的语言中的名字和基本命题的对应物而存在。[42]

后期维特根斯坦告诫我们哲学研究不是科学研究，我们不可能通过类似逻辑图像论的理论构造获得关于实在世界的任何新的发现；哲学研究工作必须丢开一切解释而只用描述来取代之。哲学面临的问题当然也不是科学的经验问题，更不是靠增添新经验或发现新的事实来解答这些问题。哲学说到底，是针对借助我们的语言来蛊惑我们的智性所做的斗争。[43]

后期维特根斯坦逐渐放弃了用哲学研究解释世界的企图，这种哲学方法的转变在研究者们看来，就意味着维氏与西方哲学家们自古至今所投射在他们作品中的哲学方法大异其趣[44]。这种转变使得维特根斯坦后期很少再涉及有关科学的论题；也正因此，他在讨论不同语言游戏的时候也就不再注意辨别属于科学的语言游戏与属于日常的语言游戏之间的区别了，后文将详细讨论这一点。

大致上，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框架就建立在科学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原则性区分上。如上文所提到的，科学研究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就是事实研究（factual investigation）；而哲学研究则是概念考察（conceptual investigation）。[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