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逻辑哲学论》的理论来源和困难

（一）逻辑图像论的理论来源和困难

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中的一些理论难点不仅与其独特的格言式写作方式有关，而且还与他试图从科学理论的角度来解决哲学问题的倾向有关。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前期的很多思想都来自他对自然科学的理解。虽然他并未师从物理学家玻尔兹曼，却承袭其衣钵。有论者指出，《逻辑哲学论》可被理解为亥姆霍兹（Helmholtz）、赫兹（Hertz）以及玻尔茨曼等人著作中一系列重要主题的概括。[13]维特根斯坦不仅用这些概括来说明自然科学对我们是如何可能的，更将其用来阐释思想和语言如何可能。[14]

玻尔兹曼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表明，世界以物理规律的呈现远超出了人类感觉能力的界限。这一观点启发了维特根斯坦对意义的图像理论、简单对象以及作为图像显示的真值表等《逻辑哲学论》中重要观点的思考。并且，亥姆霍兹和玻尔兹曼在各自的著作中也分别提到了意义的图像理论以及必有简单对象的原则之间的联系。[15]

如此一来，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的理论构造基本上就是对当时自然科学理论的模仿。如果维特根斯坦试图强调哲学与科学的区别，那么，他为何要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科学理论的模仿之上呢？维氏设定简单对象的情境与古希腊哲学家们设定原子和虚空等概念的情境相似：简单对象和原子对于维特根斯坦和古希腊哲学家比如德谟克利特等人来说就是超越了感觉能力的存在，或者说这些概念在他们的理论中仅仅是逻辑的设定。

但原子或者简单对象对于物理学家们就不仅仅是理论上方便的设定了。对于物理学家而言，他们还设定或发明了一个概念就要想方设法去做实验证实它。不能加以证实的设定基本上就可以判定为错误的假设。而维特根斯坦虽然继承了近代逻辑学家们的“健全的实在感”（罗素语）[16]，可他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了哲学上的无谓假设。

维特根斯坦自己也承认：我们的困难在于，我们一直在谈论简单对象，却无法举出一个例子。[17]如果说世界上没有简单对象这种东西与维特根斯坦的理论相对应，那他的逻辑图像论的说服力势必大打折扣。我们不能将维氏的简单对象比作物理学中的原子概念，这也是维特根斯坦所不愿承认的。既如此，简单对象这样的设定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图像论中几乎就是一个神秘的存在。

除了简单对象这种困难以外，《逻辑哲学论》中还包含着另一个困难，即颜色体困难。有论者指出，维特根斯坦思想前后期转型的原因在于《逻辑哲学论》体系不能恰当地处理颜色不兼容性问题，并且，维特根斯坦在经过短暂的现象学时期之后，逐渐认识到颜色不兼容问题的解决途径在于重新理解逻辑命题与经验命题之间的关系，即把命题放入诸多语言游戏及其关联中把握。[18]

上述简单对象面临的困难与后期维特根斯坦所讨论的私人语言游戏的困难如出一辙，后文将具体讨论。笔者此处试图指出，有论者声称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就已经展开了另外一种反私人语言游戏的论证。这种论证基于维特根斯坦对罗素的认识论的批判。罗素认为，我们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亲知（acquaintance）；但这种知识论面临和私人语言一样的困境：我和你可能同样经验一个东西，但我们彼此的亲知或者直接呈现在我们经验中的内容是否一样则不得而知，因为我不能经验你的经验。[19]这种解读比较特别，但会面临一定的风险：若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时期就对私人语言悖论有所察觉的话，他应该不会在其著作中展现唯我论（solipsism），并且不会无法察觉简单对象这一概念所面临的上述困难。

同样，命题的“逻辑形式”这样的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挑战。当维特根斯坦和意大利经济学家皮埃罗·斯拉法（Piero Sraffa）讨论命题与其描述的东西具有相同的“逻辑形式”这一前期观点的时候，斯拉法对他展现了一个那不勒斯手势并问他这个手势的逻辑形式是什么。[20]维特根斯坦几乎无法回答这一问题，所以，他才在《哲学研究》的序言中称斯拉法对他后期的思想有很多激发[21]。

（二）“不可说”的困难

以上分析表明，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哲学论》中试图按照科学理论的方式建立一套描述世界的理论。因此，当他断言之前的哲学问题都是伪问题的时候，他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地掉入了这种传统之中。与之前那些哲学家们不同的是，维特根斯坦并不去试图回答那些哲学中的伪问题，而是对它们保持沉默。沉默的可能大概有两种：一是维特根斯坦自己提供的“不可说”的解释；二是此时的维特根斯坦还未找到谈论生活领域的合适方法，或者他还不十分清楚生活领域中的那些问题的症结所在。

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每天都在谈论这人好，那人坏；也在议论这个姑娘漂亮那个女子美丽，等等。当然了，也有很多人困惑于人生或者世界的意义，社会上也总有很多人生导师在兜售着有关这种困惑的鸡汤补方。这些事实都表明，我们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一直在谈论着善恶美丑。不仅如此，传统上，哲学家们也对伦理和道德问题进行过很多有价值的思考。维特根斯坦让我们保持沉默并未能抵消人们试图对这些问题盘根究底的内在冲动，相反，倒有几分回避问题的意味。

当维氏选择不可说这种解释的时候，他自己也陷入了理论两难之中。维特根斯坦在划定可说与不可说之间范围的时候就已经独立于这两个领域之外了；而语言的界限恰好是逻辑空间的界限，我们又如何思考逻辑空间之外的东西呢？甚至，我们又如何知道有不可说这个领域存在呢？戴蒙德就认为，你不能为思想划定一个界限，因为这样做你就把不能被思考的东西具象化了，你把这些东西纳入了思想范围。这样做反而为语言划定了界限：你把那些能说的东西说明了。[22]换句话说，一旦划定了界限，那些能被理解的语句就没意义了。

也有论者指出，“说”和“显示”的区别是在回应这样一个问题，即用经验知识来确证意义的界限时所面临的困难。或者说，维特根斯坦打算表明，建立意义的界限这回事本身并不是经验的。我们可以参考康德的例子：康德也曾试图避免宣称对物自身（thing in itself）具有知识的权利。[23]这种解读试图避免维特根斯坦有关“不可说”问题所带来的困难。但断言“建立意义的界限本身不是经验的”的理由何在？这里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维特根斯坦和康德所做的划界工作是某种“先验的”（transcendental）工作，但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已经超出了本书的主题范围。

除了可说与不可说之间的划界困难，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说出的那些命题本身是否有意义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一些维特根斯坦的解读者认为，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也属于他自己所谓的无意义领域：詹姆斯·科纳德（James Conant）和科拉·戴蒙德（Cora Diamond）就认为，表达不可说的确定真理是无意义的，所以，《逻辑哲学论》中那些看起来想表达哲学真理的命题是无意义的。他们相信，那些命题既没有“说”任何东西，也不像维特根斯坦所谓的“显示”了什么。[24]事实上，在《逻辑哲学论》的结尾，维特根斯坦就指出，他的这些命题只是一些阶梯（ladders），当人们超越了它们时，就会发现它们是无意义的。[25]

（三）传统哲学并非毫无意义

正如蒙克所指出的，事实上，当维特根斯坦声称他的《逻辑哲学论》清扫（clears up）了整个哲学的时候，他的这个信念依赖于他将整个哲学理解为一个问题：什么是命题？[26]这种奇特的观点源自当时人认为罗素和弗雷格对逻辑做出的划时代贡献，因而维特根斯坦认为亚里士多德以及其他传统哲学家的著作都没有必要涉猎了。[27]

传统哲学中的很多问题并非没有意义，比如哲学家们对善恶、权利以及正义与非正义等生活问题的思考都十分有意义；甚至很多哲学家的观点在社会运动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维特根斯坦所反对的，大概是传统哲学中对世界的本质以及什么是绝对的善恶美丑等概念的追问。其实这个问题在苏格拉底的哲学对话中就大致有了一定的结论：当我们追问什么是绝对的善恶美丑的时候，我们总是无法找到一个实体（substance）与这些概念相对应；于是，哲学家们（比如柏拉图等）就想到了理念这种模糊的理想概念与之关联。而苏格拉底的哲学对话总是将人们带入了无知的困境，这种境地还顺带颠覆了世人先前那些日常生活中有关善恶美丑的观点；此外，这种把理念实体化的做法终究会招致怀疑论哲学家们的反驳。

斯特恩（David G.Stern）也曾将维特根斯坦所拒绝的那些无意义问题比作对语言和概念的苏格拉底式追问：

很清楚，他（维特根斯坦）拒绝通往语言和概念的苏格拉底式道路，在这条路上，人们可以合法地追问“什么是语言”或者“什么是游戏”，并为此寻找经过必要充分条件定义的答案。[28]

哲学史的发展也提示出，当我们无法真正理解那些绝对的理念的时候，就会有人怀疑这些理念是否有意义。以皮浪等人为代表的怀疑论几乎可以说是最早的具有健全实在感的哲学家了，他们对以理念论为代表的哲学体系的批判不遗余力。因此，当同样承袭了逻辑学家们健全实在感的维特根斯坦也面对传统哲学中的那些问题的时候，他几乎必然会觉得理念论及其周边问题没有意义。

除了上文蒙克提到的，维特根斯坦将传统哲学理解为单独的一个命题之外，那些所谓哲学中的无意义问题大概还可以指：对世界本质的追问以及对那些绝对理念的追问。而维特根斯坦断言怀疑论问题没有意义的时候，他心中所设想的仅仅是笛卡尔以降的怀疑论问题，比如我们无法证明外部世界的存在以及他人之心的存在，等等。维特根斯坦在后期的《论确定性》中集中探讨了这些怀疑论问题。

上面列举了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所面临的一些理论上的难点，这些理论难点总体上和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脚手架紧密相关：他对科学与哲学以及科学与生活的原则性区分。虽然维特根斯坦的这个区分是有意义的，但他的处理方式是失误的。

换句话说，《逻辑哲学论》时期的维特根斯坦还没有洞悉那些不可说领域的问题所在（比如生活形式及其周边问题），而其以科学理论为标准构造出来的逻辑图像论也因为太像科学理论而使其对科学与哲学以及科学与生活的区分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意义。正如格洛克（Hans Johann Glock）所指出的，尽管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为哲学和经验科学做出了划界，但维特根斯坦依旧提供了一种类科学的（quasi-scienti-fic）解释，这种解释试图通过参考世界所隐含的逻辑语法来描述之。[29]

《哲学研究》时期的维特根斯坦逐渐认识到前期逻辑图像论的失误，这得益于他对科学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区别的进一步理解。大致说来，科学研究是一种通过构筑理想的理论来发现新的事实的研究方式；而哲学则是祛除语言对我们智性的蛊惑所做的斗争，简单说，就是概念考察。